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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40年代，我国学术界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那时说的“巴蜀文化”，还限于春秋战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和巴、蜀上古史研究的新进展，已将“巴蜀文化”，追溯到夏、商、周之际，上推千年以上。现在说的“巴蜀文化”，包括以川西平原为主要活动区域，以巴、蜀两大部族为活动主体所创造的全部物质、精神文化遗存，上限已探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能说这就是源头。从出土器物铸的鸟、鱼、龟、虫（蚕）等纹饰来看：不仅青铜兵器上有，礼品和生活用品上也有；时间从商、周到春秋战国；出土地点，除广汉三星堆外，还见之于川西的彭县、郫县、绵竹、成都等地。地下发掘这些文物，与前面提到的史籍所载的资料对照，就不难明白，这与蜀族、蜀国的建立、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学者研究，这些代表古代部族的图腾，或自然界被认为神奇东西的纹饰，既与古蜀的迁徙吻合，又与传说中的古帝蚕丛、鱼凫等相应，是作为蜀族或某代古帝象征、标志而铸饰的。在众多出土的青铜器中，学者们还发现：象征古巴人图腾的虎，在晚期巴、蜀的器物中占了统治地位，几乎遍及全川，不仅数量大，种类也多；而象征原蜀族的鸟、鱼、龟、虫（蚕）的纹饰，则逐渐减少，而且仍集中于川西。这反映来自东部水边部族的首领，取代西部山地部族首领之后，巴文化和蜀文化合流，但不少蜀人仍留在川西。据上百座巴、蜀古墓的发掘，出土器物类型组合、纹饰特点，遗址和墓葬的型制，大都相似。尤其是晚期“巴蜀文化”，考古上虽分为川东、川西两大类，但器物组合仍基本一致。只是器形如柳叶剑的宽窄，或戈的多寡，船棺的两端是翘、还是截齐等，略有不同而已。这些都反映，巴、蜀文化渊源是相同或接近的。最有意思的是蜀地的郫县，与巴地的万县，相距一千公里，而原红光公社和原新田公社，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出土的铜戈，不但形制相同，援后部至内两面的虎纹相同；两援脊上各有一行古字，也完全相同。这些古字，为方块的表意字，不是标音的拼音字。它不同于甲骨文、金文，字形已基本脱离原始象形阶段。应该承认，这已经是真正的文字了，甚至显示巴、蜀可能同文。还有巴、蜀大量青铜器上的特殊图画符号，有虎纹、龙纹、鸟纹、人形纹、星日纹等，至少有二十多种，有两百多个形体，常由几个符号分别组成，似用以表达不同的意识。还在40年代，有人就指出，这些符号，与麽些人、印第安人，以图象表意的图象文字相似。这类被学者称为“巴蜀图语”的文字，是否就是巴、蜀文字的雏型？然而，不管怎么说，在战国时巴、蜀就有自己的文字，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既有文字，可见巴、蜀的学术、文化基础是很可观的。不知何帮，从汉代起，世俗为蜀作传作记者，都强调：“蜀未知书，文翁起始知书”的说法，把秦灭蜀之前的巴、蜀文化一概抹煞。甚至把产生司马相如这样的文豪，也说成是“文翁兴学”的缘故。自晋代常璩，至近代学者蒙文通、徐仁甫等人，都反对这种说法，一再论证先秦时，蜀固有学，文翁之前就已有相当的基础。徐仁甫撰《司马相如与文翁先后辩》一文，引《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土居。”又据《汉书·文翁传》：“景帝末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遗诣京师，受业博士，”认为：“文翁尚未到蜀，相如早已游宦在外。文翁所遣是‘郡县小吏’，决不是‘游宦京师，以文辞显于世’的司马相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历举“彭祖生蜀，为殷太史”以及《史记·六国年表序》载，“禹兴于西羌”等等，说明蜀在夏、商、周，就有自己杰出的历史文化代表人物，蜀人早创造了自己固有的文化。蒙文通教授认为，蜀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一样，都有代表其传统文化的古籍，如：邹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子之宋而得乾坤、之杞而得夏时，等等。巴、蜀亦当有它自己的古藉，这可能就是《山海经》。蒙氏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的地域》一文中，就该书把四川西部作为“天下之中”，所记十六个国家，竟有十二个属西南地区，记了十二条水道，其对长江的记述，讲了岷江上游发源地区的三江。该书《海内西经》，六次提到古蜀帝“开明”。因而判定该书《海内经》部分，当为蜀国的作品。该书《大藏经》五篇，提到“巫山”就有四次，还有“巴国”、“巴人”的记载。因而判定，《大藏经》当为巴国的作品。蒙文通还从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到的道家有《臣君子》二篇、《郑长者》一篇，作者都是巴人和蜀人，他们的存在，当属蜀开明朝时代，是“巴、蜀道家的鼻祖”。此外，《班艺》关于兵家、阴阳家之学的记载，还提到周灵王的大夫、蜀资中人苌弘的著作十五篇，他可能是后来西汉著名天文学家、蜀阆中人洛下闳一派学术的来源。众所周知，先秦还有不少中原外籍学者，因受迫害，或逃亡，或被流放来蜀定居，著书立说。如商鞅的老师尸佼和撰写《吕氏春秋》的大批专家、学者等，都是在商鞅和吕不韦死之前后迁蜀的。其中，如尸佼留有《尸子》十六篇。这些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对推动巴、蜀文化是有影响的。
据此，蒙文通等人认为，词赋、黄老、天文，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特征，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如上所述，远在秦就已有了。后来的司马相如、严君平、洛下闳等人的出现，这就不是偶然的。
巴、蜀素好文雅，其来久远。史称武王伐纣，得巴、蜀之兵，载歌载舞，可知早在西周，巴歌、巴舞就引人注目。《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至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宋玉是战国时楚的辞赋家，巴、蜀民歌受到他如此的关注，楚人属和者这么普遍，想见这种歌谣当时影响就很大。常《志》说：“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锐气喜舞。帝（刘邦）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此种巴渝之歌，后被选入汉宫乐府。
从一些史籍记载可以看出，巴蜀不少古帝文学素养都很好。蔡邕《琴操》说：“秦惠王以美女迎蜀王。死，葬之石镜。王追思之，作《幽魄之典》。”又，《书钞》引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纳武都女子为妃，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及其物故，蜀王乃作《臾邪歌》、《龙归曲》，以哀之。”这些歌辞未流传下来，亦说明诗歌远在先秦，就是巴、蜀文化特色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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