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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统一的中原（中华）文化逐步占主导地位。新的文化输入，本籍古巴、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似乎告一段落。但从无数墓葬发掘的文物，人们发现西汉前期，这里仍以巴、蜀式器物为主，与汉典型器物并存。反映巴、蜀地尽管陆续汉化，但巴、蜀文化仍在许多方面保持强大的生命力。苏轼《谢范舍人书》说：“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比于邹、鲁。”两汉盛行辞赋，全国文坛四个杰出的辞赋家，出于蜀中的就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这三个。汉文翁兴学，确实推动了蜀中文教事业的进步。但不应忘记，文翁引进的，是以儒、墨六经为主的齐、鲁之学。而司巴、王扬所代表的辞赋，则是以《庄子》、《楚辞》为主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从渊源来说，很大程度上受江汉楚文化的影响。编者曾搜集过大量的三峡诗歌，其中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都是描述战国时的三峡风光的，都说明巴文化与楚文化早有接近。反映三峡山高水恶的西汉饶歌《巫山高》和备言蜀铜梁、玉垒之险的乐府瑟调曲《蜀道难》、《蜀国弦》等，从汉以来，就成为历代诗人咏四川山水的普遍命题。还有唐代诗人杜甫、顾况、刘禹锡等，来蜀累见的《竹枝词》，也是源远流长的巴、蜀民歌，感染了不少寓蜀的外籍诗家。凡此，都与文翁没有多少关系。试问如没有巴、蜀先前的固有文化作基础，汉初的短期内，蜀文化就能并肩齐、鲁，并产生司马相如这样“文章冠天下”的人物，这是很难想象的事。
常《志》根据五行说，认为：蜀在西南，“其卦值坤，多斑文章”，似乎是天注定的出文人的地方，这倒未必。四川山水雄奇，足以激发灵感，陶冶诗情；加上地大物博，土沃民殷，且偏处一隅，不易受中原战乱的影响，人们衣食丰足，自有余裕发展文学艺术。加上固有的文化（巴蜀文化）这个内因和中原文化这个外因，不断融合，因而经济、文化很快就成为全国发达的地区。自秦汉起，蜀的文风一直长盛不衰，诗人高手，踵相承接。全省除两晋、宋元、明清之间，因战乱、灾荒等浩劫，人烟几乎绝灭，是文化的三个低谷之外，先后出现汉、唐、前后蜀、两宋和明、清这五个峰。其特点是：
（1）往往全国处于低潮，而蜀却是文学发展高潮。“天下先乱，蜀未乱”，众多的外籍
人材入蜀避难。如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战争，中原遭到极大破坏。蜀作为刘汉的后方基地，不仅没有受到摧残，反而得到发展与加强。当时，中原人材大量流蜀，其中不少人是专家、学者。他们为发展西南文化事业发挥了作用。类此现象，在唐有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之后的史迹可寻；在前后蜀、南宋，更是如此。李调元《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诗说：“自古诗人例到蜀。”我国著名诗人，与四川无缘的不多。杜甫入蜀，在其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在蜀中所作的，就达八百多首。这些诗人通过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本籍诗歌的发展。
（2）一些本籍著名的诗歌高手，几乎都是外地来蜀落户的。《汉书·扬雄传》，转引扬雄《反离骚》说：“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这就是说，雄的祖先出于西周王室，而被分封在汾水之滨。又据《史姓韵篇》载：扬雄“其先出自有周伯乔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扬，春秋时周同姓之侯国。其地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故扬祖籍，实为山西人。陈子昂，其先出于中原陈国。他所撰《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土陈君碑》说，祖祗，自汝南仕蜀为尚书令，蜀为晋灭，其子职避晋不仕，便世居涪南武东山。所以，陈子昂的祖籍，应为河南人。唐李白的祖籍，为陇西成纪人，五风时随父由安西都护府碎叶城，迁蜀彰明县落户。北宋苏氏三父子，据苏洵所作《族谱引》和《族谱后录》说：“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其支庶家于赵州。赵州滦城人苏味道，为武则天时的大笔手，被贬为眉州刺史。他死后，一子在眉州定居。这样，“三苏”的祖籍实为河北赵郡滦城。明杨升庵，其先为庐陵人，元末避乱，先徙湖北麻城，后人蜀落户新都。清张向陶，其先亦湖北之麻城人，明初那次移民，来遂宁落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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