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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文坛巨公，大都是在重文章功业的环境下成长的。陈子昂之先仕蜀汉，为尚书令。蜀被晋灭后，居涪南，广占山泽、土地，与唐、胡、白、赵五姓豪强相结，私置新城郡，剖制二县，五姓轮流，世为郡长，历齐、梁、隋各朝。这样的家庭，聚书是很多的。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说，子昂专精坟典、经、史百家，网不该览。卢氏说他“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这并非偶然。苏轼尝谓自己出身“寒门”，实则不然。从苏味道起，苏氏在眉州是书香世第。所处环境，也是陆游诗中所说的“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唐、宋八大家，苏氏父子占三，这是很自然的。自宋，迄于明、清，四川类似的学术、文章世家，是不少的。如：北宋时阆中的陈省华和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父子，新都的杨廷和、杨慎父子，遂宁的张鹏翮、张向陶父子、兄弟，罗江的李化楠、李调元父子以及新繁费氏，华阳王氏、范氏、宇文氏，遂宁席氏、吕氏，丹和井研的李氏，中江的苏氏，眉州的史、程、唐三家，都是文章家族。许多家族，不仅父子、兄弟能文能诗，就是妻、妾和姊妹等，也是诗文能手。一个家族、一个寺庙、一个州、县，形成一个文学群体或学术派别，是累见不鲜的。
（4）许多文章、诗歌高手，不出之于官学，而是由家学、私塾、书院造就的。苏轼、苏辙，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以父为师”。其实，包括老苏，都是受程夫人影响、成长的。除类此家学渊源之外，多数均习于延聘名师讲学。早在西汉，西蜀私人讲学、授徒及游学之风，就很盛行。东汉初，资中杜抚，“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从四川出土的汉砖《讲学图》，至今我们还可概见当时的盛况。相传新都杨厚，授门徒多至三千。士子游学，如段薛，“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这种风气发展到宋代，就兴起办书院的制度。这种书院，自唐贞观间遂宁创办的张九宗书院始，多为文化名人主办。如盐亭东台书院、大元书院，是宋代文同等少时的读书处。类此的书院，高于启蒙的私塾，聚徒讲授；讨论切磋，不似作为科举附庸的州、县官学那样，束缚多。创办与主持讲学者，多为乡党之贤士大夫留意于斯文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以作育真才为目的。如“蒲江魏于翁办的鹤山书院，李焘办的巽岩书院，等等。这种私人讲学机构，有其民间的独立性，山长办学精神较开明，内部学风严谨、自由，蜀中不少杰出诗、文能手，都是经书院培养的。
（5）印书、聚书的优良传统，促进了人文的进步。大概从文翁置石室，蜀人就有聚书的传统。四川产麻纸，历来造纸业都较发达。唐代又两次把成都定为陪都，印刷业开始发展起来。到五代，后蜀宰相母昭裔提倡刻板印书，官家和私人印刷、出版事业，空前发达。宋代四大巨著《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开宝藏》、《文苑英华》，前三部都是在四川刻印出版的。北宋赵匡胤，曾令孙逢吉在四川收集图书。仅成都城北郭友直家，就征集七千余卷，皆朝秘阁所缺，足见蜀人聚书所花工夫很大。宋时，不仅官家子孙以刻书、售书致富，还出现了成都辛氏、临邛韩氏、蒲江魏氏、眉州苏氏、三台刘氏等蜀中著名印刷出版的家族。蜀刻甲天下，不仅文集巨细皆备，且校刊甚精。书坊，如广都费氏“进修堂”，成都“西蜀崔氏书舍”、眉山“万卷堂”等，都是以版本精细著称的。藏书家，如彭秉“聚书万余卷”，李调元家聚书数万卷。可见，四川出苏轼这样的文豪，杨慎这样的博物君子，与“石室盛诗书”，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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