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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工作的角度，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期发现阶段（1929~1949年），从1929、1931年广汉器物群发现，1933~1934年月亮湾首次发掘，1936年发表“汉州发掘的最初报告”到1942年《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1946年出版《四川古代文化史》等，开始发现了商周与战国的一些典型器物，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
（二）主动探索阶段（1949~1980年），省内文博研究者主动进行了探寻，包括1953~1954年船棺葬发掘，1956、1958、1960年广汉的调查与文物征集，1957年新繁水观音遗址发掘，1959、1980年彭县铜器群发现，1976年广汉高骈器物群发现，1972、1980年涪陵小田溪和新都马家大墓发掘等，开始找到各地各时代巴蜀文化的重要线索，进行了初步试掘。其中以1963年冯汉骥先生组织川大考古专业师生到月亮湾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实习最为重要，可惜因故未能完成研究报告。
《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巴蜀考古论集》等书的出版，对这段工作做了一个小结。
（三）科学发掘阶段（1980~1995年），以1980年广汉三星堆遗址正式开始系统发掘为标志。16年中在这里连续进行了13次发掘，包括三星堆遗址Ⅰ、Ⅱ、Ⅲ区的发掘（1980~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掘（1986~1987年），东、西、南城墙的发掘（1989~1995年）等。还有十二桥遗址的发掘（1985~1986年，Ⅰ区，1987~1989年，Ⅱ区），抚琴小区遗址（1990年），指挥街遗址（1986年），阆中坪上遗址（1990年），忠县中坝遗址（1991年），雅安沙溪遗址（1986年），什邡、荥经船棺葬墓群（1986~1990年），以及绵阳边堆山遗址（1989~1990年），广元张家坡遗址（1990年），通江擂鼓寨遗址（1993年）的发掘等，科学地揭示了一批典型遗存。
1984年“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1987年“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座谈会”的召开，对这些发掘工作起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四）深入发掘研究阶段（1995年至今），以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发掘和一系列成果的出版为标志。包括宝墩（1995~1996年）、鱼凫村（1996年）、芒城（1996年）、双河（即下芒城，1997年）、郫县三道堰古城（1997~1998年）等城址的发掘，郫县“大房子”的发现，三星堆中部城墙的发现、西区墓群的发掘（1998年），以及三峡库区众多遗址的全面发掘等。
在研究出版方面，《四川文物》专门出版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全省先后举办了两次“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1991年）、《三星堆与巴蜀文化》（1993年）两个论文集。正式完成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1997年），最近又出版了《四川考古论集》（1996年）、《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1997年，《四川文物》增刊）、《四川考古报告集》（1998年）。加上其他一些刊物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如《中国文物考古之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1995年）、《三星堆文化》（1993年）等起初步统计共发表了各类论文著作300多篇（部）。
至此，巴蜀文化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时间上从战国前后扩展到4000年前（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战国）；空间上从成都、广汉扩展到四川盆地全境及附近省份；深度上从战国小国扩展为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广度上从青铜器扩展为整个社会形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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