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族居住的区域、分布和习俗传承
　　
    回回民族的居住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那时，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海陆两条主要道路（史称“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的较多。一些从海道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在政府制定的通商港埠进行贸易，他们就近方便，聚居在一些主要海滨口岸。唐时，这些回族先民主要侨居在当时中国贸易最兴旺的广州和扬州。从陆路来的一些穆斯林商人，主要聚居在唐朝首都长安的“西市”和“东市”。这些穆斯林商人不论是留居广州、扬州的，还是留居长安的，他们来中国后，有许多人买田地，修房屋，就地与姑娘成亲，安家落户。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年－－756年）以来，这些“胡客”“留居长安者四五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宋时，通商贸易在唐代昌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来华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胡客”较唐代更多。他们主要聚居在广州、泉州、杭州。政府为此还专门给他们在江河边上划拨留居区域，出现了不少“回回冢”等。由于这些回回先民的经济基础好，居住条件在当时来说令人刮目相看，住宅的结构、造型、设施相当可观。如“番禹蒲氏在居留地的住宅，层楼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唐宋时，沿海各主要商埠，有若干“蕃客”聚居区和礼拜寺。每一聚居区的“蕃客”所在地都称作“蕃坊”，“蕃坊”有大有小，小的有几十人至近百人，大的有几百人至上千人。随着“蕃客”和“蕃坊”数的逐步增加，唐宋时，政府为了加强社会秩序的组织管理，要求每一个蕃坊的穆斯林推荐出“最有德望者”一至二人，由政府委任作“都蕃长”，管理蕃坊的行政和宗教工作等。
　　

    元代，来中国居住的回回更多。除了一部分经商而来的以外，更多的是自1219年开始，成吉思汗几次西征，大批的中亚、西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随军迁徙到中国。有军人、工匠、学者等等。军士都被元编入“探马赤军”，参加灭宋的战争。这时的回回，他们已不再是侨民，而是作为主人翁，像中国当时的汉、蒙古等其他民族一样，可以长期定居；不再是限于通商口岸居住，而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居住。正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说的“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省定州清真寺中《重建礼拜寺记》碑文记载“回国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朝夕亦不废礼”。《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心碑》说：“我元始征西北各国，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由此看出当时回回主要聚居在繁华的城镇和生意兴隆的商业中心，以及交通沿线。如东南地区回族主要聚居在南昌、九江、芜湖、南京、镇江等地，这和当时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扬州以及内地的开封、洛阳、西安等地回族分布一样，都居住在有名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就一个地区来说，回民也是居住在本地区的交通沿线和城镇。如湖北省的回民主要聚居在武汉、蒲圻、洪湖、沙市、宝昌、汉水等市县，位于长江汉水沿路。江南名城嘉兴有“回回街”。元代回族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在住宅建筑上出现了各具丰韵、丰富多彩的样式。如“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贵回回新居”。
　　
    明代，由于“探马赤军”解体，服役、屯田、经商的回民皆已长期定居下来，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形成了回民“大分散、小集中”的民族共同体。清代，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把聚居大城市的回民逐步迁赶分散到“穷乡僻壤”，特别是西北地区，由于左宗棠残酷镇压回族人民，迫使回族或与汉族杂居，或逃到交通不便、路途遥远的深山沟壑里，多数被迁到“三边一梢”（即山边、滩边、湖边、渠梢）居住。在这种压迫下，回族以伊斯兰教为纽带，以清真寺为中心，集中聚居、团结在清真寺周围，成为相对独立的小聚居区。但大的方面，县与县、省与省之间，却构成了若断若续、点线结合的居住区，使邻近地区的乡、县、市、省之间能保持一定的联系。甘肃、宁夏两省区，就是典型的点线结合居住区。如“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