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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
在历史上，回回民族向以善经商闻名。在构成回回民族先民中，就有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商人，他们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例如蒲寿庚家族，就是经由海上而达于中国，并以经营香料、珠宝发家而饮誊于中华的。在元代，回回商人由于积极效忠蒙古贵族，一向备受蒙古贵族眷顾。他们散居于全国各大城市，居津要、专膏腴。北京、杭州、泉州、广州、昆明等城市，都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心。他们还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特权，经常与国外商人建立商务关系，或为蒙古王公贵族办“斡脱”，或扑买中原课税。在回回商人中，有藉经商而荣登显要的，如奥都刺合蛮、乌马儿等，就以善营商而分别被授为提领课税官和甘肃行省左丞。也有善于利用权力谋取暴利的，例如阿合马，在任中书平章政事后，仍滥施权力，“网罗天下大利”①。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中统年间（1260—1264），居住于大都（今北京市）的回回人有2593户，其中就有为数颇多的人，“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②。生活于四川一带的回回人中，“也多富商大贾”③。他们经营日用百货等各种商品。而香料、珠室等行业，则几乎为所垄断。
14世纪中叶后，回回商人因蒙古贵族衰微而丧失政治、经济特权，其传统商业有的被迫收缩，有的被迫停止。但与广大回回人有切身关系的商务如屠宰、皮毛、饮食等行业，则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遍布于各回回聚居区内。北京、南京、陕西、甘肃、宁夏、云南、河南、湖北、江浙等地都有其广泛分布。一般地说，居住在东南沿海等城市的回回商人，多从事珠宝、医药、绸布等的运销。而居住于甘肃、陕西、内蒙、河南、云南等地的商人，则多经营牛马贩运、以及毛皮、饮食及日用杂货诸业。有的产销兼营，有的专事运销，有的半农半商；也有肩挑叫卖，或零星贸易兼充经纪牙侩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风味食品的经销，更是随处可见。
回回商人对边疆贸易也极重视。例如云南回商，就经常出没于傣、白、彝、藏等民族聚居区，把粮食、布匹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生产的日用百货，运至各兄弟民族村寨，与其交换毛皮、药材及各种畜产品，再将换得的商品，运回昆明等地出售，有效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各民族人民的经济交流。
二、回回文化艺术和教育
回回民族讲汉语，通用汉文字，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重要学术领域都有其杰出代表人物。
（一）儒学方面
13—14世纪时，蒙古贵族为维护其统治，曾一度大力倡行崇儒政策。加上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耳孺目染，部分回回上层，也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些人甚至把儒家文化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例如哲马鲁丁，取字“师鲁”，即立志以孔子为师；伯笃鲁丁，改汉姓鲁，取字“至道”，是决意通达儒学；沙的，取字“行之”，是“慕乎周公、孔子之礼法”，“以行之为贵”④；阿鲁丁，汉名玉元鼎，自幼即攻读文史，研读《大学》、《论语》，“习所谓穷理、克己”⑤，并著《古今历代启蒙》，供童蒙习诵。买闾和哲马鲁丁还因力资兼善学，被分别授为嘉兴和镇江路儒学教授。赡思和伯颜，更是嗜儒成痹。赡思年轻时，师从儒学大师学经，至成年时便“邃于经”，其中尤以对“易经”的研究最精深，⑥曾先后撰作《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帝王心法》等著作。除儒学外，于天文、地理、钟律、术数、水利等也很精通。其所著《重订河防通议》，还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部综合治理黄河的重要史料。伯颜从6岁时起，即从里儒学《孝经》、《论语》。后受业于进士黄坦。成年时即以“斯文为已任”，“子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对于慕名而来质难的学者，俱“随问随辨，咸解其惑”。①曾修辑《六经》，并参与《金史》的纂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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