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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堂教育
回回先民初到中国时，对宗教教育和宗教学术，一般并不很重视。绝大多数回回人的宗教知识都很贫乏。清真寺中，虽有阿訇、教长和学生，但因教育方法落后陈旧，并无多大成效。直至16世纪中叶后，由于宗教学者胡登洲积极倡导，经堂教育始有较大发展。
胡登洲，字明普，俗称胡太师，陕西咸阳魏城人。生于1522年（明嘉靖元年），死于1597年。年幼时学过儒学。后随同乡高师祖修习伊斯兰教典籍，“聆其大略”。④曾到过阿拉伯朝觐圣地。归返后，因目睹中国伊斯兰教的不景气，立志兴学，招学子数名于家，半工半读。由于他的影响，自是清真寺设学渐开，并由甘、青、豫、鲁而逐渐推广至全国。办法极简单，以寺内一位阿訇为教师，视一方经济状况而定招生名额。衣、食、住等杂费，俱由教民负责。俟其学成，即由主持人和教民为之穿衣，名为“挂幛”，以示毕业。
经堂教育后发展为三级：大学、中学和小学。大学以造就专门宗教人才为宗旨，主要目标是培养教长；中学主要是培养进大学的学生即阿訇，学生称“哈里发”，意为“继承者、小学是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以学经、讲经为主。大学主要讲授《尕最》（《古兰经》注释）、《克俩木》（认主学）、《侯泥》（经注学）和波斯文等；中学讲授《莫勒夫》（文法基础）、《满俩》（词句的配合）、《班牙尼》（文学作品，着重讲修辞）、《伟尕耶》（伊斯兰教法）。①课本最初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没有汉文课程：也不修习普通学校学习的功课。由于其教育方式陈旧，学生多无法适应发展的历史潮流。清代末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王浩然阿訇因不满于陈旧的教育方式，遂发起创办新式学校“回教师范学堂”，改良教法，增设汉文和普通学校所设科目，以求更好地提高穆斯林人才的知识水平和社会素质。在其影响下，不久各地也相继兴起了筹办回民学校的热潮，上海出现伊斯兰教师范，宁夏有中阿中学，北京有成达师范学校，昆明有明德中、小学校，予经堂教育以巨大促进。
经堂教育的出现及其改良，是回回民族社会经济及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充分反映了宗教职业者和宗教上层对扩大宗教影响的要求与愿望，对广大回回人民文化的提高也有一定作用。
（七）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的兴起
随着汉语在回回民族中的普遍推广与使用，自明代后期起，在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相继出现穆斯林学者的伊斯兰教译作和汉文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的《归真要道》（又称《米勒沙德》），马伯良的《教款捷要》，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金天柱的《清真释疑》，马注的《清真指南》等。其宗旨都是为了阐释伊斯兰教经典，以扩大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不过这些著作，与国外的伊斯兰教论著又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在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时，并不是单纯从伊斯兰教经典中去寻求解答，而是试图利用儒家思想去加以发挥。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与“天方教义”不仅义理相近，而且各有其精奥，可以互相补充。
例如王岱舆，从正统派伊斯兰教神学出发，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本体论”。但他又接受了宋代理学大师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关于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以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观点，并将其移植到“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②其所著《正教真诠》，上卷有“真道”、“人极”、“教道”、“辨异”诸篇；下卷有“人伦”、“慎修”、“民常”、“主禁”、“生死”诸篇，俱阐明伦理，以定取舍。又如伍遵契《归真要道》，通篇宣扬明心养性、克己复礼和复命归真的出世思想。
刘智也是一位博极群书的大学者。他15岁后始矢志于学，曾历览儒家的经、史、子、集，又读“天方经”、释藏、道藏及“西洋”书137种，遂“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③“所至难言者……而却能钩深索隐，以穷其精奥，直使莫载莫破之理，尽昭著于不睹不闻之中；无声无臭之妙，俱显现于鱼跃鸢飞之际”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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