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朝统治者从本民族的利益和特定的民族观念出发，非常重视西域诸民族教育的发展。自蒙古国时期就大批远道东迁的回回人，由于具有优良的文化和高超的技艺，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与重用，故元朝建国后，先后在中央设置西域星历司，回回司天监，西域医药司，广惠司，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等众多文化教育部门，征用大量回回人任职、就学于其中，传授西域天文、数学、医药及语言文字知识，培养专门人才，以资国用。回回司天监是元朝西域天文历算人才的培养，使得与中国传统天文学有较大差异的回回天文学得以一脉相承，流传于世，推动了中西天文历算的交流。“掌回回医药”的广惠司，在元朝负责“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在京孤寒者”，其所属有大都回回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在这里任职、行医的大部分是回回医师，他们在按其传统医疗方式医治病人的同时，“大兴医学，以激后进”，对回回医药学的教育与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元代回回传统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官方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的设置和其语言文字的教授。文化教育的多样性是元朝区别于以往朝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仅就文字来讲，元朝官方就通用汉文、蒙古文和回回文三种文字。早在蒙古国时期，蒙古人就已经使用多种文字。据徐霆《黑鞑事略·疏证》记：“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耶律）楚材主之。”同书又云，在汉文文书的年月之前，镇海常“亲写回回字，云付予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这一时期，北方燕京城里“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一般“会译语，便做通事”。

　　这里的回回字到底为何种文字，因史无详载，众说纷纭。据元人王恽记载，回回字，又称“普速蛮（元代波斯语穆斯林的汉语音译）字”，时曾任回回译史的麦术丁，“其所译簿籍，捣治方厚，尺纸为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该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学者们以此记载为据，多以回回字为波斯文字。而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有关于回回字的记载：“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陶宗仪不仅指出了字母数，而且明确说明了其书写规则，此外，他还在书中载录了这29个回回字母。学者由此研究以为，其中的28个为阿拉伯字母，剩余1个则为两个字母的连写形式。陶宗仪的这份回回字母表，与镇海所主、麦术丁所书的回回字是否有关，尚不很清楚，但它可能与回回国子学或回回国子监的语言文字教学有一定联系。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批准尚书省奏议，设立回回国子学，由翰林学士益福的哈鲁丁负责教授亦思替非文。到延祐元年（1314），由于实际需要，扩大其规模而设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笃意领教”。史载回回国子学中主要教习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书。元《通制条格》中有这样的记载：“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奏：前者麦木丁说有来，‘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的理会得有，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道有来，么道。奏呵，麦木丁根底说者，交教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此麦木丁，应为《元史·世祖本纪》中的麦术丁，他系元世祖至元年间重臣，官至中书省平章政事。由《通制条格》的这一记载看，麦术丁属下有一两个人会亦思替非文书，而他本人只是稍通。麦术丁怕将来这种文字失传，遂要求政府设置官学，教授亦思替非文。世祖诏准麦术丁的奏请，并令他负责这项工作。据《元史》云，两年以后，“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泰定二年春闰正月，以近岁公卿大夫子弟与夫凡民之子入学者众。其学官及生员五十余人。已给饮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禀膳，并令给之。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由中央政府专门在大都设置回回国子学、国子监，予以建制，配以学官、助教，供给饮膳来看，元朝对学习亦思替非文是高度重视的，因而引得公卿大夫、平民子弟纷纷入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