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国子监作为专门培养回回财经和语言文字专业人才的官学，为元朝政府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著名的回回学者，如马九皋、沐仲易、丁野夫、玉元鼎等，都曾为回回国子监监生。许多翰林院、秘书监的回回文士，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中的回回令史、回回译史、回回书写、回回掾史，也都是回回国子监培养的。他们在各自的部门中，为元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蒙古统治者在统一中国和管理国家的过程中，非常注意汲取和借鉴辽、金统治的经验，他们在不断完善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重视优越、完备的中原文教制度，并在其统治的广大地区大力实行“汉化”教育，朝廷尊崇儒教，兴办学校，推行科举制度，使得元代汉文化教育事业在各民族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元政府当时就于蒙古、西域军士所在诸卫、司中，多设儒学教授，以敦促教化。如在回回军士集中的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中，就设有“儒学教授一员”。至元统一中国时，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西域回回人及其后裔，已经散居中华各地，其中不少人由于世代居住中原，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接受儒家教育，并受到中国传统礼俗的感染，从名氏、居室、立身处世及文学艺术创作等各个方面均效法汉俗，即“乃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陈垣先生以为：“西域人之读书，大抵在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即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唯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

　　元朝汉国子学正式设立于至元六年（1269），主要以学习四书五经及周敦颐、程颐、朱熹理学为主。国子学生员选自随朝蒙、汉、色目官员及近侍子弟。数额其初限定为100人，伴读20人，其中蒙古人占一半，色目、汉人为一半，至大四年（1311），生员增至200人，延祐二年（1315），再增100人。按国子学考试制度，蒙古、色目生员，每岁孟月、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辞理俱伏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伏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年末通计其分数，积分至8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名额为40名，蒙古、色目各占10名，汉人20名。由此看来，元朝国子监为当时有志于汉学的各族学子大开求学之门，回回人即为色目人中重要的一分子，就学于国子学者当不在少数。其中名著者有：玉元鼎，本名阿鲁丁，字元鼎，遂以字行，至大、皇庆间（1308—1311）入国子学，从教育家、国子监丞吴澄（后任祭酒）受业，至治、天历间（1321—1328）为翰林学士，著有《古今历代启蒙》一书；札剌里丁，史载以国子生登进士第，得授翰林编修；马合谋，亦由国子生而荣登进士。

　　元朝科举制实行较晚。世祖至元初，曾欲仿前代而行科举，但未能实行。直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方正式实行以科举取士的制度。据《元史·选举制》记载，元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行省考）、会试（礼部考）、御试（殿试）三级。开试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考。乡试、会试，蒙古、色目人共考两场，比汉人、南人少考一场，殿试时，虽然四种人皆试策一道，但规定汉人、南人字数须1000字以上，蒙古人、色目人则仅限500字以上。蒙古人、色目人所考题目也较之汉人、南人为易。按例，全国于乡试中选取300人，以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取75人。乡试取中后，再赴礼部会试，共取100人，也以四种人各取25人。殿试一般取56人，同样每种人取14人。殿试后，监试官同读卷官按考生成绩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称“左榜”。若“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且能“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即比汉人、南人加一等授官。这就为色目人中举、入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元朝对色目人的科举优待，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许多回回人积极投身于汉文化的学习。这时的考试命题主要出自朱熹的《四书集注》以及其他经史，考生答题要求以程朱理学为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回回人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而色目人与其他民族同等的录取比例，又使元代产生了一大批回回进士、回回举人，从而客观上推动了回回汉文化教育的发展。元人马祖常《石田集》曰：“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橐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是可谓盛矣。”顾嗣立《元诗选》亦云：“自科举之兴，诸部（族）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仅据《元统元年进士录》载，在元统元年（1333）录取的100名进士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25名），回回人就占了12名之多。据元代登科录统计，自仁宗延祐二年（1315）到顺帝至元二十六年（1366），凡51年，进行科举考试（会试）15次，除元统元年录取人数满100外，其余各科均不足100人，且左、右榜人数亦不相等，共录取进士1081名，每科平均录取72人，数量并不多，但回回人一次科举考试中就产生出12名进士，其所占比例当不在少数。此外，已知见于记载的元代回回进士尚有很多，见于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