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西部旅游导航>>四川>>阿坝州旅游>>阿坝县>>阿坝县概况>>正文 |
1960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一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无疑是与其友谊最深的一位朋友。毛泽东不会忘记，1936年他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又面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在那个艰苦时刻，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却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来到延安，对他和红军战士进行采访。在昏暗的窑洞里，在微弱的烛光下，毛泽东与斯诺彻夜畅谈。毛泽东传奇般的经历，红军英勇战斗的故事，使这位好奇的美国人听得如痴如醉。斯诺如实记下了在红区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从此，毛泽东的大名传遍全世界，红军的长征像一首英雄的史诗为后人深深地崇拜着。
24年后的重逢使他们激动不已，毛泽东与斯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九个小时。谈话的气氛是友好和愉快的，斯诺却以他职业的敏感，察觉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注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
然而，此时此刻，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就是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长征途中在阿坝县与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十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辛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在阿坝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了两个大字——“分裂”。
今天，长征已经过去了7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中，张国焘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定下结论。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的同志反目为仇，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在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许多原因，许多隐藏起来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已作古，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作为真实的见证。让我们从那些珍贵的文献中，来探索和还原当年的历史吧，尽管它是一段令人伤感的历史，一段包含鲜血和泪水的历史。
1935年4月下旬至1936年8月中旬的16个月时间里，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相继经过阿坝。红军在这里经历了长征途中最艰苦、最漫长、最危险而又最辉煌的战斗历程，有不少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发生在阿坝州，红军在这里创造了“爬雪山，过草地”等许多惊天动地、悲壮雄伟、令后人肃然起敬的人间奇迹和英雄业绩。红军在阿坝州转战停留16个月，有9个县114个乡镇被命名为革命老根据地。
阿坝州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最多的地区。长征途中，党中央先后在阿坝州召开了两河口、卓克基、芦花、沙窝、毛尔盖、巴西等9次政治局会议（含扩大会议、常委会议、非正式会议），这些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抗日等关系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战略方针，党中央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分裂活动作了坚决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主要历史活动就发生在阿坝县境内。在这场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斗争中，特别是左路军的活动，几乎全部发生在阿坝县境内。从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红军先后两次途径阿坝县，历时百余天。尽管后来许多资料对这段历史都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方式进行处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段历史依然还是红色的历史，因为左路军也是红军。因此，我们应该面对历史的本来面目，正确对待这段革命斗争史。
据有关资料记载，根据沙窝会议决议和夏洮战役计划，从1935年8月13日起，红军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左路军向阿坝县，右路军向若尔盖班佑。从分开那天起，左路军的命运就显得多灾多难。因为这时的青海军阀马步芳害怕红军由阿坝县进军青海，便委任阿坝县境内的土官华尔功臣烈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命令他组织部落藏民，自备马匹武器，在阿坝地区阻击红军。华尔功臣烈已经与红军多次交战，阿坝县是他的老剿，他自然要拼死抵抗。8月中旬，左路军先头部队31军93师由今红原县康猫寺经龙日坝向阿坝县进发。当93师到达党格哈里玛山（今查针梁子）西南30公里地方，同华尔功臣烈率领的2000多藏族骑兵相遇。红军初战不利，被迫后撤。待后续部队赶到，火力密集展开，猛打一通，才将藏族骑兵击退。但是红军也没去追击，转移到今红原县四寨乡宿营。这时，另一路的9军25师和5军从马尔康、大藏寺出发，翻过安得山。山高路险，据说9军行军途中摔死了30多匹马，损失了许多物资。他们在红原县四寨与93师回合后继续前进。8月19日，25师击溃了藏族土兵，占领了阿坝县查理寺。同日，5军军长董振堂率部由阿坝县查理寺向若尔盖班佑乡探路前进。
马步芳获悉华尔功臣烈败讯，深为不安，命令他的主力马彪骑兵旅火速增援。但是华尔功臣烈屡遭红军打击，无心恋战。不等马步芳的军队到来，就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家人和部分兵丁，焚毁官寨逃往青海果洛。红军于8月21日占领今阿坝县城。当时的阿坝县就是川西北藏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上、中、下阿坝沿阿曲河一线分布，附近还有一些小的村庄聚落。在当时荒凉的川西北就算繁华地区了。当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县后，感觉十分良好。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第270页）中说：“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指当时的格尔登寺——笔者注）的两则，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的城市，大小等同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指今天的阿曲河——笔者注）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亡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但此时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心情可没有那么好，他不愿离开中央到阿坝这里来。当张国焘高兴地说：“阿坝这地方多好哇。”他却冷冷地说：“这里哪有人？把部队都弄来，粮食不够吃一顿的。”后来刘伯承元帅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如果张国焘有决心，无保留地执行（沙窝）决议，还回阿坝做什么？但他要回去，当时朱德同志是总司令，张国焘是总政委，他们都去了，我也只得去。我当时是不愿意去的，既然要执行决议，到那个角落去干什么？我一去就是准备受罪的呀。”“这样，”刘伯承说，“我就和张国焘一起回到了阿坝。同行的还有刘绍文同志，他是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带有与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见《刘伯承：1961年1月26日的谈话》）
1935年9月5日，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又潮又冷，令人心烦。驻军阿坝县查理寺为左路军担任后卫的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接到总部来电，说是噶曲河涨水过不去，要另择道路北上，命令陈伯钧率部向阿坝县城一带靠拢。陈伯钧立刻下达命令，第二天行军120里来到中阿坝，与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会合。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机关到达中阿坝，立即召集四方面军的各军首长来开会。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几天来与中央和右路军的争执，并借题发挥，说到自会合以来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打击。这些军长、政委们也不过是些二十多岁、粗通文化的年青小伙，有人听了总政委的话，情绪冲动，说了许多过火的话。陈伯钧坐在一边听这些人骂自己的上级和战友，心里十分难过。他在日记中写道：“听这班同志谈一、四方面军纠纷，深为愤慨。他们的过火态度暴露无遗，我心中十分难过。……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第二天上午，陈伯钧实在忍不住，径直去找当时住在阿坝县格尔登寺一家僧舍里的张国焘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说：“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最后，他要求张国焘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扶革命。张国焘耐着性子听完陈伯钧的谏词，显出同情和难过的表情，答复他说事情闹到这一步，其中有很多隐情，不便公开。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亦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陈伯钧立即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亦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办法。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张国焘听着陈伯钧慷慨陈词，虽然一直以首长的大度好言安慰，心里却怒不可遏。四方面军中还没有人敢如此冲撞他，这个陈伯钧好大胆子。张国焘送走陈伯钧后，便把部下找来，布置把陈伯钧收拾一顿。
危运很快降临了。陈伯钧受不了9军的人天天骂中央红军，提出调动请求，连续两天找张国焘，张都推托不见。9月13日晚上，陈伯钧再去驻扎在格尔登寺庙里的总部，一些四方面军领导人已经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场斗争会。他们接连向陈伯钧发问，如对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态度，中央苏区五次围剿和长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农干部等问题，要陈伯钧回答。完全把陈伯钧放在斗争的位子上。
9月14日是陈伯钧在终身难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级通知陈伯钧，调他回总部另行安排。陈伯钧交代了工作正要离开，忽然来了一群传令兵，说奉命来要回9军的东西，只许只身一人走。一阵乱枪，把陈伯钧从五军团带来的马，连同望远镜等通通拿走。陈伯钧气得浑身发抖。“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陈伯钧到总部，向张国焘强烈地反映这些问题。张国焘假意要黄超去追回东西。过了好几天，才给他一匹没鞍的瘦骡子，望远镜就算没影了。陈伯钧被免了职，到红军大学当教员。（摘自《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6—460页）。
与陈伯钧遭到同样命运的是30军参谋长彭绍辉。这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了右臂的将领，是从中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30军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就写了一封信给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想到这封信被人送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刚进门，立刻被人围住。一个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上去就给彭绍辉一个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地站起来，上前把枪夺下来，对众人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示意他赶紧离开。张国焘见朱德干预，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绍辉才幸免于难。后来彭绍辉上将每逢回忆起这件事，都要感激朱老总在阿坝县的救命之恩。（摘自《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像陈伯钧、彭绍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在阿坝县受到如此打击，其余的中下层干部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国焘认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责任在中央。他想了想，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带走了一、三军团，不过万把人。红军的大多数人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现在没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一边向四方面军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那几天，驻扎在阿坝县的朱德、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这三条线，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知道得一清二楚。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他迅速赶往上海通知了周恩来，当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到上海捕人时，一个个地点都是人去楼空。在那次突发事件中，地下工作者为保护中央立了大功。由于顾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熄峰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在阿坝县打成了“特务”和“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经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在阿坝县毒死了。
那几天，阿坝县充满了紧张气氛，一点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场乱子，甚至要人的命。9月11日，四方面军侦察科的几个兵在房子下面烧火，卫生部长贺诚在楼上烟熏得受不了，跑出来训人。这些兵就说贺诚捆了他们的指导员，报告张国焘。夜里来了一群人，要贺诚出来。贺诚怕遭受不幸，关着门不出去，他们就在外面鸣枪恐吓。第二天，张国焘在格尔登寺庙院坝里召开大会，名为“解决贺诚捆人问题”，实为向朱德、刘伯承施加压力。朱、刘、贺三人走到会场时，张国焘预先布置的警卫就端起枪，把枪栓拉来拉去。斗争会一开始，黄超就喊打。会场秩序大乱，不象开会，倒像打群架。也许因为贺诚是医生，张国焘还要用他，才免遭监禁和进一步的迫害。（摘自《刘伯承：1961年1月26日谈话》）。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县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33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32军（原九军团）因驻扎地较远，没人参加。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会上，张国焘首先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
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他们在发言中把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夸张扩大，甚至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红军内部的倒戈给阿坝会议火上浇油，更激起了四方面军对中央的反对情绪。红五军团部分干部在阿坝的转向，使当时在场的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面对这些叫喊和辱骂，朱德十分冷静沉着。他知道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张国焘给跳动起来的。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但他不能责怪这些不明真相的部下，要耐心说服，等待他们觉悟。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朱德说到这里，转身向坐在一边的张国焘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张国焘不回答朱德的问题，仍然要朱德表态说“毛、周向北是逃跑”。朱德严肃地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我绝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上就爆发出一片叫骂声。有人冲到朱德面前，骂朱德是“老右倾”、“老乌龟”。（1937年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克清提及此事，还是满腔怒火）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声说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下又引来一片叫骂：“好！你把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刘伯承看他们不讲理，干脆不说话。有人又对朱德高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你们既然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这些人赶不走朱德，又跳骂：“你又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人喊：“不让他当总司令了！”（摘自《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张国焘眼看部下闹得差不多了，才出来缓和气氛。他没有忘掉自己的身份，只要把底下的人鼓动起来，用不着他在前台骂人。他对今天的会议相当满意，更无所顾忌了。朱德和刘伯承从会场出来，心情十分沉重。党和红军中发生了这样的分裂，又是在长征途中，实在令人痛心。朱德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他们丝毫没有埋怨中央抛下他们，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火冲冲地说：“搞几棵枪打起走！”刘伯承说：“你晓得什么，不准吭声！”在这样情况下，除了忍耐，慢慢做工作，等待四方面军同志觉悟，不能采取任何火拼的办法，否则，那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摘自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见《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阿坝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最后通过了决议。以张国焘的报告为主题，谴责中央“右倾逃跑”，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据地。在通过《阿坝会议决议》的同时，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还拟订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与《阿坝会议决议》同时下达到各部队。几天之内，各部队中召集了不同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
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决裂的会议。他把中央内部的分歧完全向红军战士公开，利用红军战士淳朴无知，挑动红军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虽然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声讨了张国焘，但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和军队首长。张国焘则是一下就把范围扩大到全军，严重破坏了中央的威望，这显然是为他日后宣布另立中央打下了基础，造舆论。
此时，朱德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在困难的处境下，保持和维护红军的团结，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不受损害。在阿坝会议的那天夜里，刘伯承得到消息，张国焘和他的军长们开了一夜会，讨论如何对付朱、刘和五、九军团。到天亮才决定不杀刘伯承，软禁起来。五军团要根本改造，让黄超去当政委。九军团要撤换一批干部。
在阿坝的那些日子里，朱德四处奔走，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全大局，在与张国焘做斗争时，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他对总部3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说：“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现象。”嘱咐伍云甫转告同志们“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的现象，最后是会在党的正确路线下团结一致的。”他还说，同张国焘斗争“不要性急，斗争是斗争的，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太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了”。
五军团是朱德最为关注的单位。在阿坝会议期间，朱德与董振堂军团长交换了意见。董振堂表示了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做斗争的立场，令朱德感到十分欣慰。对张国焘及其亲信打击迫害五军团同志的行为，朱德都挺身而出，保护同志。一天上午，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获悉，总部来电说五军团一些人抢东西，准备搞反革命叛乱，被四方面军保卫局抓起来了。董振堂指示欧阳毅去处理。欧阳毅先统计了各单位的掉队人员情况，然后去四方面军驻地领人。到那里后，被关押的五军团战士都申述他们是掉队，没有搞反革命。四方面军一位首长拍着桌子大发脾气，说：“你们就反革命，老子亲眼看到的，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事情弄僵了，欧阳毅便来总部报告。四方面军那位首长先到，欧阳毅一进门，那位首长便指着他说：“你不听指挥，老子偏要指挥你！你是假革命，反革命！”说着就掏出了手枪。在这紧急关头，朱德制止了这种无理行动。张国焘看部下闹的不像话，才把他们打发出去。由于朱德主持正义，一场危机化解了，欧阳毅领着掉队的战士回到五军团。
由于朱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张国焘也奈何不得，于是不断在背地里搞小动作，难为朱德。一天夜里，他手下的人把朱德的马偷去杀了。张国焘有七匹马，也不肯给朱德一匹。董振堂知道后，派人给朱德送来一匹马，才解决了朱德的行军问题。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阿坝会议上坚持一言不发，引起张国焘的嫉恨。南下途中张国焘借口调康克清去学习，将他们撤散。康克清气愤不过，要离队去找党中央。朱德劝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随便动手。”朱德以一身正气和博大的胸怀，在阿坝县挫败了张国焘一个个阴谋。
建国后，朱德回忆在阿坝县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张国焘那几天想叫下边相互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1935年9月底，张国焘坚决贯彻《阿坝会议决议》，举部从阿坝开始南下。南下离开阿坝后，先后与国民党中央军相遇，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最后，由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被迫再次翻越夹金山进入甘孜，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北上的行军。
1936年7月3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红四方面军和4军、30军为左路纵队，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前进。徐向前率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为中纵队，由甘孜炉霍经阿坝县查理寺、松潘毛尔盖向包座前进。董振堂率5军及31军一部为右纵队，7月10日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尔盖、包座前进。这一次，红军已经是第三次经过阿坝县。特别是徐向前、陈昌浩和4军、30军已经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当时，二方面军没有和四方面军一起走。他们在甘孜休息了几天，才跟在后边上路。由于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军，没有经验，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7月11日，二方面军由甘孜东谷进入草地行军，走了17天到达阿坝县。在阿坝筹粮六天即向包座前进，8月13日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称：“这一时期是我们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一是当时除阿坝及三个地方有房屋外，其余总是终日走于荒凉的原野，有时还彷徨于深草泥坑；二是十余天只见先头部队足迹蹄痕，见不到一个人影，向导也没有，总是跟到先头部队宿营地宿营；三是天气是随时变化的，常常早晨起来天朗气晴，忽然阴云满布，忽然大雨淋淋，忽然下冰雹，忽然白雪纷纷，草地中的雪山是更难过的，又冷又出气不得赢，突然冷冻中，确实死亡不少的红色战士。有时也终日太阳，但虽然在夏天也不见如何和煦，不过阳光下行军总算是比较舒服的；四是沿途死人很多，虽军、师、团的先头部队组织了掩埋队，总是未埋完。有的地方一堆几个，去年的遗骸还有到处横竖于路旁的。”
二方面军到达阿坝后，本打算在这里筹集过草地的粮食。但先头部队几乎已经把粮食搜寻一尽，当地藏民也跑光了。正在绝望中，他们忽然发现噶曲河边有四方面军同志看守着一批牛羊，在等待他们。原来这是四方面军设立的兵站，由红30军一个营看守，负责人是总部四局的杨以山同志。他向贺龙总指挥报告：“这些牛羊是朱德总司令下令留下给二方面军的，几天前遭到藏民武装袭击，被抢走了一些牛羊，现在所剩不多了。”贺龙下令给部队每个战士分五六斤肉，作为草地行军的食物。自己却不肯要。原来他是靠钓鱼维持生活。
二方面军过草地，真是困难到极点。甘泗淇说：“后卫部队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里不少是含起草的。特别是掉队失了联络的战士，受饿的更多。虽然动员了一点粮食临时救济他们，但终于未得到圆满的解决。沿途烧牛羊骨头、牛皮吃的常可见到。”
从阿坝到包座的草地行军中，二方面军多数绝粮。贺龙发现河里有鱼，便拿出鱼钩到河边钓鱼。藏民不吃鱼，所以鱼还不少。贺龙不一会儿就钓了满满一桶鱼，虽然没有油没有盐，煮起来很腥，但毕竟比饿肚子强多了。贺龙通知全军宿营时，尽量去找鱼钓，居然成了他们在草地中谋生的主要手段。
1936年8月10日，红六军团到达包座和巴西，终于走出了草地，与四方面军的30军、5军会合。至此，红军全部通过了川西北藏民区和无人地带，进入甘南汉族农业区。
从上面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出，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积极粮，筹集了大批牲畜皮、野兽皮、熬盐、麻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和全国解放后，曾多次赞扬川西北藏、羌各族人民的贡献，他以极富特色、形象生动的言词赞誉在四川藏区进行“牦牛革命”，还曾一再表示长征时期在川西北民族地区欠了“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尽管雪山草地如此艰难，但红军战士以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优良的传统作风，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各种困难，胜利地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徐向前同志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斗争。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红军老战士肖华曾在激动人心的《长征组歌》中赞颂：“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愈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表现了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实现革命的理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建立的艰苦卓绝的功勋。今日，人们来到雪山草地，触景生情，忆史励志，深为红军的革命精神，英雄事迹所感动，受到更大的鼓舞。 |
| 上条新闻：阿坝县旅游介绍 |
| 下条新闻：阿坝县各寺院节日表 |
|
|
|
九寨沟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