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阳神鸟”和“日、鸟崇拜”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它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也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也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时代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鸟崇日”的。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金沙遗址出土那么多的象牙,以及为什么古蜀人那么喜欢用象牙祭祀的原因。    

    　二　“日、鸟崇拜”和历法的产生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中,飞行的神鸟和象牙状弧形旋转芒纹作为太阳神崇拜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对于金箔饰中为什么只有4只鸟和12道光芒的论述却不够完备。

    这里的数字4和12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们表示着特定的含义,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圆圈周围的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虽然从太阳神崇拜象征意义的角度,它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崇拜有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所表示的这种一年分四季和十二个月的历法的含义。因为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历法这种科学知识方面来看,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中的外层这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而它的内层圆圈周围的这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则代表着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这样这个“太阳神鸟”又具有了新的色彩,即被古蜀人赋予了科学的含义。

    对于古蜀人来说,无论是三代蜀王时期的蚕丛氏、伯灌氏、鱼凫氏,还是之后的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的古蜀人,他们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因此,神话传说除去想象与夸张的外衣,都具有其科学性。古蜀人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在农业发明以后,一方面,古蜀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更加严重。人们既靠地,希望土地能生长出好的作物,又靠天,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然而,靠“天”,“天”威不可测,风、云、雷、电肆虐,雨、雪、冰、霜侵袭,更要命的是旱、涝之灾,饱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话”和“大洪水传说”,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鳖灵和射日的后稷这样的英雄;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所有的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又几乎都是与“日”有关,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又以太阳为最突出。因此,“太阳”就成为各地先民崇拜的对象,祭“日”就成为必然。古蜀人尤为突出。以鸟为图腾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阳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太阳和鸟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比如:作为候鸟,鸟是可以用来判断农事季节的。“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易.系辞下》:“(疱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视则观法于地”。又《尚书.尧典》:“帝尧任命羲和主持观象授时”。《山海经》有荣成用历、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的种种传说的记载。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有许多的人像和人物图象,尤其是两个祭祀坑里出土的最多。如石人像、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以及神殿和玉璋上的人像等。这些代表着各个阶层、各个部族的人物群像中就有主持祭祀的大小群巫。他们除了主持祭祀之外,还掌握天文历法知识,负责制定历法。这在其它地方已经得到证明。比如中原的上古时期就是巫史不分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记载。掌握天文历法也是巫史的职责之一,甚至到了司马迁父子时代还是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和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三　太阳神鸟和古蜀历法历法

        实际上就是观象授时的经验总结。所谓历法,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则。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所谓“阴阳历”就是年以回归年为依据,月以朔望月为依据,把阴历和阳历结合起来的一种历法称为阴阳历。

    古蜀的历法,首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自身就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或者说是火苗,或者说是象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

    除此之外,还可以与同样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证,这个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太阳闪烁的光芒,与太阳神鸟金箔饰内层的旋涡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类似的象征意义。不同之处正好说明了这个弧形冠饰表示的是一年有13个月,即这一年是闰年,即加了闰月。因此,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考古材料,均可以作为崇拜太阳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较完备的阴阳历的佐证。

    不论是太阳神鸟金饰上的12道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还是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这里的12和13两个数字之所以说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是因为还可以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12和13两个数字都仅仅只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现,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几乎没有出现,就说明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中,是极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图案的。比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圆形铜挂饰,它的弧形旋转芒纹是最多的,也才九个;而同样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圆轮形器(有说是“青铜太阳形器”、“车形器”或“轮形器”),它的芒纹只是五个;至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它们的芒纹是六个或者七个。绝对没有超过十个的。只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它上面的太阳形图案,每面有3个,4面一共有12个。并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说明它们都比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早得多,所以还不够成熟,还没有那种特定的含义,它们只是单纯地表示太阳的形象,表示太阳崇拜。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至少在早期还没有把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崇拜)和历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开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虽然很多考古文化出土器物中都有太阳形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不多。只有甘肃东乡出土的一件双肩耳罐上共画了12个太阳。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画着12个太阳。这些都不仅是与太阳崇拜有关,也应该与历法有关。但是,象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这种每面3个,4面一共12个太阳形图案,却极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种分一年为4个季节、12个月的阴阳历。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它至少已经是属于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甚至有可能更迟至西周初。

    晚商和西周时期的古蜀历法有这么发达,也不是没有可能。吕子方先生就认为蜀中的天文历算特别发达,有其独特的系统,产生过深远影响。有“天数在蜀”之谓。古蜀人使用的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历法知识。

    中原地区的历法,商代时使用的是一种阴阳合历,出现闰月,有平闰年之分,平年一年里有朔望月12个,闰年有13个月。月有大小月之别,用干支排列记日,从甲子到癸亥,配成60天,周而复始。这在殷商卜辞中有不少证明。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说明当时人们还没有四时的概念。西周时期与殷商时期的历法类似,但是,已经有了“二至”、“二分”和“四时”的概念。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和“二十八星宿”天文系统。已经掌握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测定。周代天文知识的进步,也充实并完善了周代的历法。

    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它地区(尤其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三星堆文化中许多考古材料具有其它文化特征,就充分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与其它文化一直在进行着交流、交融和碰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海贝等考古材料了。它们是古蜀人与其它地区交流的最直接证据。至于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文献资料也不在少数,甲骨文中就有“至蜀”、“伐蜀”等文字。《尚书?牧誓》也明确记载了“蜀”跟随武王“伐纣灭商”的事件等等。

    总之,无论是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金饰自身的形象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的,还是对比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无论是结合文献资料,还是参考中原地区历法的影响,都可以证明,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的历法相类似,都是相当完备的阴阳历,一年有12或13个月,会置闰月,有四时的概念。说明蜀中的历法确实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