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在三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蜀汉以降，由于诸葛亮和三国英雄人物在成都人民心目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深刻影响，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明清以来，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以来，遍布成都地区巷里村落的众多三国遗迹，更为人们津津乐道。随着时光的流失，有些重要的三国古迹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了，但是，在历史典籍中、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市民的口碑中，依然可以寻觅到若干蛛丝马迹。这充分显示了三国文化、蜀汉英雄在成都人心目中的分量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了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浸润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极大地丰富了城乡文化内涵，在成都的文化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三国遗迹的踪影越来越难以寻觅。为了追溯历史，搜寻文明古城的珍贵遗存，本文拟将文献资料中成都的三国遗迹作一梳理，并结合文献记载情况对其现状进行实地考察。或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遗迹的文化、文物价值的重视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
一、蜀汉时期的成都及皇宫遗址
公元214年，刘备入主成都，以左将军兼益州牧，其衙署曰左将军府，地址在原州牧刘璋故衙。公元221年，刘备在武担山之南设坛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定都成都。诸葛亮为丞相。蜀汉皇宫修建于何时?史无明载，但刘禅即位后，喜好声乐，颇出游观，于宫中多有修建，为此，谯周曾上疏劝谏后主：“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蜀汉所营建的宫城，在秦汉大城北部，即今省展览馆稍东一带。而诸葛亮之相府及益州牧府，按体制应在宫门之南，即今人民南路北端，红照壁一带。
蜀汉亡国后不久，西晋文学家左思写《蜀都赋》，文中备言蜀都之壮丽、皇宫之辉煌，其文曰：“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嶝，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外则轨躅八达，里開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屋。”
文中所说的“新宫”即是蜀汉新建之皇宫，应为刘禅称帝后所建。至于所提到的“阳城”，即少城东南隅之阳城门，约在今成都文庙后街临近汪家拐处。萧梁时李膺《益州记》说：“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曰阳城门，次西曰宣明门，蜀时张仪楼即宣明门楼也。”《蜀都赋》刘逵注说，议殿、爵堂，是蜀汉新宫的殿堂名称；而武义、虎威，是蜀汉宫城二门的名称，如上所述，是文献中所记载的蜀汉皇宫大致情况。
《元和郡县志》曰：“成都县(署)……自秦汉至国初以来，前后移徙十余度，所理不离郡郭。”可见三国至唐代，成都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政府治所也未曾迁到城外。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武担山，这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一处蜀汉古遗址。《后汉书》李贤注谓：“武担山在今益州成都县北二十步。”蜀汉宫城北垣外百二十步即武担山。自唐宋以降，成都城历尽苍桑，几经兴废，尤其经唐代高骈扩筑罗城后，城市布局有了较大变化，但武担山的位置迄今如故，以武担山为标座，即可追寻到当年蜀汉宫城的大致位置。
武担山
是确定蜀汉皇宫位置的重要标志。《三国志·先主传》载，公元223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位于新华西路成都军区大院内的东南角。是一个高约20米、宽40米、长100余米的小土丘，略呈马蹄形，西高东低，占地面积680平方米。相传为古蜀王开明王妃的墓冢。
《华阳国志》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因此,又名石镜山、武都山。千百年来,武担山为成都一大名胜,历代诗人墨客吟咏甚多。唐代诗人王勃著《晚秋游武担山寺序》,极写武担山之秀丽景象;杜甫亦有《石镜》诗道:“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民国时期,石镜尚存。《四川通志》载:“今武担山上有石,径五尺,厚五寸,莹澈可鉴,号曰石镜。”附近曾有武担山街,今不存。1981年5月,该遗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武担山上有一六角古亭掩映在绿树丛中,东边有一六角七级砖塔,系现代所建。
锦官城
蜀锦是成都的一大特产,历史悠久。东汉时期,朝廷就在成都设置了专门管理机构“锦官”,其官署就在成都东南的“流江”岸边,后世称成都为“锦官城”即源于此。
三国时期蜀锦成为全国流通的热销商品。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诸葛亮恢复了“锦官”,专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成都当时“之里,技巧之家,百家离房,机杼相和”,蜀锦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蜀国支付战事的重要财源。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织锦业之繁盛可见一斑。
民国修《华阳县志》载,“李膺《益州记》:‘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皆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华阳国志》:‘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水经注》:‘夷里桥道西,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它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又说“杜工部‘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此乃诗人隶事之词,非考古之实。抑或工部时锦官城遗址尚在,而丞相祠堂正当笮桥东流江南岸,与锦官城相近则亦未可知也。”据此,唐代时锦官城遗址可能还在,其具体位置在当时之“流江南岸”,即今锦江南岸一带,距离武侯祠不远之处。
二、刘备及其后人的遗迹
刘备在成都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几年,刘禅则在成都度过了
40年左右。有关刘备及其后人的遗迹原本不少,由于历史的变迁和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很多古迹已不见其踪影了,但古迹名称仍然深深地扎在成都人的心中。千百年过去,这些名称保留了当年三国英雄的史迹以及老百姓丰富的口碑传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比如双流牧马山,传说是刘备跑马的地方,现有跑马埂遗址;龙潭寺,传说是刘禅的洗马池;安乐寺,相传与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有关,其地在原人民商场一带;凤凰山,原名学射山,相传是刘禅在这里习武射箭的场所。此外,金堂县云顶山亦有刘禅读书台遗址,相传为刘禅为太子时读书之处。
昭烈庙(先主祠)
位于刘备墓东侧。南朝刘宋时,扩建刘备墓旁边的原庙,人称刘备庙,又叫先主庙、汉昭烈庙。《太平寰宇记》载:“先主祠在(成都)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修立而卑小。故相国李回在镇更改,置守陵户,四时祭祀。”
唐宋时,昭烈庙与武侯祠并列,是成都一大名胜。诗人杜甫、岑参等均到此拜祭。明代初年,蜀王朱椿认为昭烈庙、墓旁建有武侯祠不合君臣礼制,下令毁武侯祠,迁诸葛武侯像入昭烈庙。明末大乱,昭烈庙被焚。
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宋可发等人的主持下,为了兼顾君臣之礼,在旧址上重修祠庙时改建成君臣合庙,即一庙两殿,前殿称刘备殿,后殿叫武侯祠,形成今日所见大致规模。
大门门额上挂匾,书“汉昭烈庙”。刘备塑像鎏金,端坐前殿中央,头戴冕冠,双手捧玉圭,宽面大耳,慈祥和善。左角是其孙子北地王刘谌的塑像,他因不堪忍受丧国屈辱,以身殉国。东偏殿祭关羽及其子关兴、关平,部将赵累、周仓。关公一身帝王装束,旁立青龙偃月刀。西偏殿有张飞塑像,其像黑面豹眼,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张飞的性格。其子张苞、孙张遵守立两旁。
刘备殿两侧是文武两廊。东廊以文臣为主,他们宽衣博带,神情凝重。文臣以“凤雏”庞统率先,有费、蒋琬、马良、董和等,共14人。西廊以武将为主,他们铠甲裹身,魁伟雄壮。武将以“常胜将军”赵云为首,有马超、姜维、黄忠、廖化等,也是14人。
黄龙溪
黄龙溪位于彭山、新津、双流三县交界处,距成都城区40多公里。黄龙溪发源于龙泉驿区的长松乡,流经双流籍田镇回水乡而入府河。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太傅许靖等人上书劝刘备称帝道:“曹丕篡弑,湮灭汉室……人鬼忿毒,咸思刘氏……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
当时武阳县治在今彭山县东北,辖地甚宽,赤水在其境内。所谓“黄龙”见“赤水”,是指当时赤水河暴雨水涨,泛黄数日。东汉盛行谶纬,许靖等人以为,“黄龙现九日”是蜀汉当兴的吉兆,给刘备称帝立国大造舆论。《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说:“(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现)武阳赤水九日,蜀以刘氏瑞应。”《诸葛亮集·鼎录》又载:“龙见武阳赤水九日,固铸鼎,象龙形,沉水中。”黄龙溪由此得名,并立庙江岸。
先主寺
原名先主祠,是祭祀刘备的祠庙,在新津县万和乡先寺村(图一)。据清道光《新津县志》记载:“先主祠在县北二十五里,传为汉先主帝蜀时祷雨处。康熙、乾隆间叠次培修。后有水母殿,每逢旱岁,祈雨有应。”民国《新津乡土志》又载:“先主寺……均系明时所建,以香炉、铁磬俱铸有明代年号,故虽别无古迹可寻,亦足证为前代旧物。未忍听其淹没不彰也。”
据当地人说,先主寺原来是大禹庙,相传刘备驻军这一带时,正遇天旱。于是,他亲临大禹庙祈祷求雨,喜降甘露,深得民心。后人为了纪念刘备,就把大禹庙改为先主寺。附近有歇马店,传说是刘备路过时歇马休息的地方。旧俗:每逢正月二十,眉山、彭山、青神、仁寿和新津等县的人都纷纷涌到先主寺赶庙会。先主寺有一古戏台,临河渔民们撑船来此观戏,热闹非凡,场面很壮观。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近代。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先主寺被拆,修成电影院和学校。直到1996年,才又恢复先主寺,其状况已大不同于以往,形制狭小,只有一进院落。大门和钟楼是清代建筑,很破旧。正殿为新修,供奉有刘备、关羽、张飞及诸葛亮、庞统、关兴、关平、张苞、周仓等人的塑像,很简陋、冷清,香火远不及隔壁的佛殿兴盛。
三义庙
原名三义祠,位于成都市提督街。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毁于香火,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重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再度全面修复。庙内祭祀刘备、关羽和张飞。庙东部原有丞相祠,祀诸葛亮,后毁。民国时,成都最早的肥皂工厂“益州工业社”就设在庙内,解放后又在这里办小学。1981年5月,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因城市建设需要,三义庙迁建在成都武侯祠内。
三义庙现为一进四合院,由拜殿、大殿和厢房组成。大殿内有新塑刘、关、张像,刘备居中,关羽、张飞在两侧,是根据《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塑造的,器宇轩昂,神采奕奕。
三圣祠
在青年路附近,是纪念刘、关、张的祠庙,附近因此而建有三义宫,是老成都有名的剧场,过去,很多川剧名家都在此登台演出,现三圣祠、三义宫均不存,仅存三圣祠街名。
五块石
传说是修建刘备陵墓时剩下的余料。据民国修《华阳县志》载:“《蜀都杂钞》言,五块石在万里桥之西,其一入地,上叠四石具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传以为海眼。南即汉昭烈陵,予疑是当时作陵时所余也。”现五块石已不在,仅存街名,其址在一环路靠近武侯祠附近。
洗面桥
在浆洗街。民间传说:关羽败走麦城后,尸首未能运回成都。刘备在关羽出征时两人分手的小庙内塑关羽像,并为塑像穿上关羽生前的战袍,后人称为衣冠庙。衣冠庙的由来,民间还有一说:关羽死后,未能找到尸首,刘备便携其战袍回城,为他建立祭祀的庙宇。每逢过节,刘备都会来祭拜关羽,当他行至庙前石桥时,便下马到桥下河里洗脸净手,以示恭敬,人们称赞刘、关的情义,就把这座桥叫做洗面桥。现在,衣冠庙已毁,仅存街名,有衣冠庙立交桥。洗面桥也被拆毁,在旧址上建有洗面桥广场,立有塑像、刻有浮雕,让人们记得这段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洛带八角井
位于龙泉驿区洛带镇。相传刘禅好游山玩水,一日他来到距成都20公里的东郊某镇,见镇上有一口八角井,造型别致,水波涌动,鱼儿遨游自如,他就趴在井口,看得入神。侍卫们担心他落入井中,从其后面拉住他的衣角,不慎将玉带拉掉,落入井中,从此,这座小镇就被称为“落带”镇(又称洛带镇)。至今,在当地的民俗博物馆门口,还可以见到这口井。
娘娘庙
亦名广生宫,位于西马道街50号,与文殊院一墙之隔,是纪念刘谌之妻的古庙。相传这里曾是刘谌的家庙,其后妃夫人在此祭拜祖先和神灵。蜀亡时,刘谌不堪亡国之辱,在这里杀妻告庙,然后到惠陵自杀殉国,以此明志。此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重建于咸丰末年,占地约2.6亩,原有藏经楼、斗姆殿、真武殿等29间房,毁于文革期间,现仅存1间半,不足20平方米。其余庙房被道教协会租给居民,因此庙门不存。刘谌与其三个妻子的神像深藏在蜿蜒曲折的居民院落之中,由一位年过八旬的道姑主持。附近曾有娘娘庙街,现已不存。
惠陵
在成都武侯祠内。史载: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三国志·先主传》)223年4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永安宫,诸葛亮亲自扶灵柩回成都,葬于南郊。刘备的两个妻子———阿斗的母亲甘皇后和吴壹的妹妹穆皇后———合葬于此墓。
如今,陵墓四周绿树成荫。封土高12米,周长约180米,占地近
2000平方米。墓前有清乾隆年间立“汉昭烈皇帝之陵”碑。陵前建有寝殿、神道、门厅和照壁,坐北向南,在一条中轴线上,肃穆庄严,浑然一体。
三、诸葛亮故居、祠庙、遗迹
自214年诸葛亮随刘备入主成都,到227年率军北伐,出屯汉中,前后约13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成都。223年之前,刘备频繁外出打仗,诸葛亮留镇成都,总督后方。他一面为前线足食足兵,一面健全制度,厉行法治,消除弊端。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开府治事,百废俱兴。他“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使成都空前繁荣,“人怀自厉,道
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因此,诸葛亮的丰功伟绩深深烙入蜀地人民的心中,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也特别多。
成都武侯祠234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故军中,举国哀痛。“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方舆胜览》)。263年,朝廷允许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的诸葛亮墓旁建立了第一座武侯祠。因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死后谥“忠武侯”,故得名武侯祠。4世纪,李雄称王四川,成都少城内建有武侯祠。相传,347年恒温伐蜀,遇见诸葛亮时一小吏,年过百岁。桓温问小吏:“今天谁可与诸葛丞相相比?”小吏答曰:“诸葛在时,不觉得有异。自他死后,无人可以与他相比。”桓温很感慨,“夷少城,犹存孔明庙”。少城武侯祠规模如何,废于何时,不详。
“蜀相阶前柏,龙蛇捧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李商隐《武侯庙古柏》)5世纪,南郊刘备墓附近又建一座武侯祠。到唐代,已成为文人墨客吟诗凭吊的胜地。明朝初年,蜀王朱椿游武侯祠,见祠内香火旺盛,拜祭者络绎不绝。相反,刘备庙却门庭冷落。作为帝室之胄,他心中忿忿不平。于是,藉口武侯祠与刘备墓太逼,不合君臣礼制,下令废武侯祠,迁诸葛亮像于刘备庙内。明末,刘备庙毁于兵燹。
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为了兼顾君臣之礼,重建君臣合庙之武侯祠于原址。门额大书“汉昭烈庙”,刘备殿在前,孔明殿在后,形成今天的格局。由于诸葛亮对后世的影响更大、更深入人心,人们仍习惯称此庙为“武侯祠”。
今成都武侯祠占地209亩,分为文物区与园林区两大部分。主体建筑有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孔明殿,以及迁建的三义庙和新建的结义楼七重,坐北向南,在一条中轴线上。主建筑西边30米处,是土阜巍然的刘备墓。大门与二门之间,有唐、明、清六通大石碑,其中以誉称“三绝碑”的唐碑最负盛名。刘备殿中,刘备端坐,左角是其孙刘谌,东、西偏殿分祀关、张。文、武两廊,坐列蜀汉著名文臣武将各14人。
下刘备殿,过厅悬郭沫若书“武侯祠”匾。孔明殿两侧有钟、鼓楼,还有东西展室与过厅回廊衔接,形成一个典雅的四合院落。院内碧草茵茵,两侧荷池鱼翔浅底,一派江南庭院秀色。殿内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塑像。诸葛亮居中,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金色鹤氅,神态儒雅。子诸葛瞻居左,神态持重宁静;孙诸葛尚在右,神采奕奕,风华正茂。二人在蜀国危难之际,英勇抗敌,宁死不屈,血洒沙场。诸葛亮一家三代忠良,共祭一堂,为世人所称道。殿内外匾额、对联琳琅满目,尤以清人赵藩撰书的对联闻名遐迩:“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出孔明殿,过三分桥,有迁建的三义庙、新建的结义楼和正在建设中的锦里一条街。其侧的园林区即原南郊公园,2003年底划归武侯祠博物馆管理。
诸葛井、祠、街在今江南馆街。明代街名锦江,清代改为东锦江街、诸葛井街,后复名东锦江街。街中段北侧有诸葛井、祠,宋代祝穆《方舆胜览》云:“诸葛井在大慈寺西里许,自上窥之,只见其三边,更一边不知其际涯也。昔孔明凿此以通井络王气,俗传有人入井,闻其中有鸡声。”
另据民国修《华阳县志》记载,“《南中纪闻》:‘诸葛井在成都,井口不甚宽,其下则阔落宏深,上用岩石砌筑,虚悬空嵌,竟不坠下。井中汲取不竭,亦奇迹也。’明杨名有《诸葛井祠记》,称成都锦江街旧有井,其制与他井不同。大约中虚方丈,深二丈,口径尺许。精工坚固,非俗工所能到。以创自诸葛忠武侯,故托之名。按,诸家所记略同,即今治城东诸葛祠内之井也。锦江街,盖明时旧名,至今犹沿用之。蜀人重武侯,以井、祠所在,因直呼为诸葛井街矣。”
杨名《诸葛井祠记》载,明嘉靖时(15441547年)巡抚王大用在此建诸葛祠。清初祠毁,后重建。祠内诸葛井一直沿用到文革初。井口呈六边形,井壁、底都用上好的石板砌筑,水深3至4米。1964年,这里改作民办小学,当时诸葛亮像仍在,祠宇被改建成教室。文革中,诸葛亮像被毁,井也被封存。到上世纪末,北糠市小学分校将其土地出卖,诸葛井被填平,在上面修建了“江南大楼”。
据悉,武侯祠博物馆将在锦里一条街上重新仿建一口诸葛井。
诸葛亮丞相府
诸葛亮在蜀14年,其处理公务的地方,先后为“左将军府”、“丞相府”两处。具体方位,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据推测,刘备入川后住进原益州牧刘璋的州牧署(现人民南路展览馆位置),将州牧署改称左将军府。214年,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于是,他就在左将军府内办公,约在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
221年,刘备称帝,任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由于刘备没有新建皇宫,仍以左将军府为皇宫。“尚书”是皇帝的最高机要秘书,诸葛亮必然在宫内办公。所以,刘备当政期间,诸葛亮没有修建府第。223年,刘备病逝,诸葛亮“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其丞相府离皇宫不远,约在今红照壁一带。
诸葛亮观星台
在正府街。此地自宋代以来,为历代成都府衙署所在。据《太平寰宇记》载,蜀汉在此建观星台,传刘备、诸葛亮曾于此观星。
《蜀海丛谈》说得更加玄乎:“……府署在正府街,相传即蜀汉时诸葛忠武故第之基址。大门外有‘古天府’三字横匾。左右两方,向外者,一书‘开诚心’,一书‘布公道’;向内者,一书‘集众思’,一书‘广忠益’。皆用武乡侯语也。署内有石狮二,相传亦汉物。”
诸葛亮点将台
在蜀都大道东风大桥附近,有“点将台街”,相传是诸葛亮当年操练军队的地方。这里还有点将台东街、西街、北街;点将台东一巷、二巷、西一巷、二巷等。这一带,昔日是原野田畴,20世纪70年代为金牛区保和公社点将村菜农的田地。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任丞相期间,一心辅佐刘氏父子,坚守北伐中原,一统江山的信念。他在成都期间不断操练军队,诸葛亮执政期间,主要以战事为主,成都作为都城,也是军事重镇,有诸多训练、培养将士的场所,留下了不少相关遗迹。直到到80年代初,东风大桥至水碾河段的“点将台”还留存一块半亩大小的土台。
九里堤
位于市区西北部,现仅存38米土埂。原堤从现存残提处一直延伸到今北门龙王庙,长达九里,故名。
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据《成都府志·山川》载:“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超。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
民间传说,诸葛亮在成都当丞相时,一天到城西北郊柏条河(今府河)视察,看到这里的土地一片荒凉,问陪同的官吏,方知这一带年年泛滥成灾,冲毁了房屋和庄稼,老百姓只得逃荒离去。于是,诸葛亮派了近千名士兵挖河修堤。起初只筑了三里河堤,到涨水季节,田地仍旧被冲毁。他很着急,到处寻访治河能手。一天,他在途中看见一位白胡子老头在河滩上和几个小孩垒沙石玩耍,就好奇地走上前去,刚走拢却不见他们的身影,只剩下刚才垒起的一条长形沙石堆,上面留有“三、三、三”的字样。诸葛亮围着沙石堆看了半天,恍然大悟,这不正是柏条河的地形图吗?“三、三、三”就是修堤的方案!他赶紧回去重新修订治河方案,很快修起一条长九里、宽九尺、高九尺的防洪大堤。当年秋天,这座长堤承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外出逃荒的人听说诸葛丞相治理了柏条河,都纷纷回到家园,重盖房屋,种植庄稼,过上了富庶、安宁的生活。
清代咸丰十一年,九里堤重建了诸葛庙,系木质穿逗结构建筑,规模不大,庙中供奉诸葛亮的塑像。解放后,这里成为九里村小学教室,后庙毁坏。1981年5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九里堤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二)。现在,这一带仍然被称作九里堤南、中、北路,在九里堤中路与北路相接处,原土埂用石条保坎加以保护,其上镶嵌大理石,刻有说明文字。
都江堰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尤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他视都江堰为天府之国的命脉,如何发挥其作用,直接关系到蜀汉农业的丰歉,关系到“兴复汉室”,逐鹿中原的大计。因此,诸葛亮特别重视对它的维护。据《水经注》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诸葛亮在都江堰设“堰官”,创专职官员管理都江堰的先例。在北伐期间,蜀国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诸葛亮仍然派一支上千人的兵力,专门负责维护都江堰,有力地保证了西蜀地区的农业丰产,使北伐曹魏有了坚实的经济保障。在《三国志·蜀书》中,也有“后主(刘禅)登观坂,看汶江,旬日始还成都”的记载。宋人范成大在《离堆行》诗序中说道:“蜀旱,支江水涸,即遣官致祭,壅都江水以自足,谓之摄水,无不应。民祭赛日率以羊,岁杀四五万计。”足见当地人民将此堰视若农业之根本。
在二王庙东侧,有一条蜿蜒起伏的古道,直伸“玉垒关”。传说,蜀国大将马超曾在这里屯兵,因此后世又叫它马超坪。
新都八阵图位于青白江区弥牟镇北约300米的市场坝,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现只残存6个高低不等的土堆。土堆呈圆形,纵向(东西向排列)两排各3个,横向(南北向)3排各2个。土堆残高1.3米2米、直径4米4.2米。
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所谓“八阵者,象八卦以定位,因其地而制形,兵之纪律也。武侯推演,尽得其妙。”南朝梁李膺《益州记》载,八阵图原为纵横皆8垒,共64垒的方阵,每垒高3尺,面积1平方米,外围以土城,有4门。诸葛亮原用以练兵,它不是沙盘模式,在每个土堆上可站1人或1个战斗小组,敌人粗看去是个简单的方阵,但随着指挥员信号的变化,垒与垒之间的联系亦变,可以变化成多种战斗组合形式,以适应攻或守的需要。明代杨升庵《新都八阵图记》说:“诸葛武侯八阵图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县之弥牟镇。”俗称“旱八阵”。因此说,青白江弥牟镇八阵图即是诸葛亮统率蜀军的“演兵场”。
2003年9月,该遗址一期修复工程完工。遗址前竖有一块高大的石碑,正面刻着“三国八阵图遗址”(图三),背面刻八阵图遗址的历史渊源。石碑四周的石栏上刻有“三顾茅庐”“空城计”等精美图案。该遗址还将恢复“护城河”、“武侯祠”、“诸葛井”、“诸葛桥”的景点。
万里桥
横跨老南门南河,俗称老南门大桥。此桥大约始建于公元前秦国蜀守李冰任中,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初名长星桥或七星桥,三国后名万里桥,亦称笃泉桥,是成都古代著名的二江七桥之一。桥得名于诸葛亮“结好孙权”的事迹。
《元和郡县志》载:“万里桥架大江水,在(成都)县南八里。蜀使费聘吴,诸葛祖之,(费)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桥因以名。”宋人刘光祖《万里桥记》说,他初看到的万里桥粗陋简易,“非有所甚壮丽伟观也”。又说:“侍郎赵公(赵鼎)之镇蜀也,始谒古柏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庙于其故营;又明年,新其故宅庙貌。每曰:‘诸葛公,三代遗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与于此。今其遗迹,所存尚多,而万里桥者,乃通吴之故事,前帅沈公尝修广之,犹陋弗称,且易坏,久将莫支。’则命增为石鱼,酾水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北宋赵鼎修建的是木桥,桥头上建屋,甚为宏丽。万里桥是历代文人墨客游览踏访的胜地。唐代诗人杜甫有“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等诗句。桥南曾有刘园,为宋代诗人陆游的旧游处,陆游有《游万里桥南刘氏小园》诗句:“朱桥架江面,栏影摇蒙光”。宋代文豪苏轼在《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诗中咏道:“拾遗(杜甫)被酒行歌处,野梅官柳南郊路。闻道华阳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归寻万里桥,水化风景暮萧萧……”
清康熙《成都府志·山川》载,“万里桥(清顺治三年)兵火颓圮。本朝康熙五年(1666年),巡抚张德地、布政司郎廷相……帅府县官捐俸重修,仍覆以屋,题其额‘武侯饯费处’,知府冀应雄大书‘万里桥’三字勒石。”桥被改作石砌七洞,高3丈(合9.5米)、宽1.5丈(合4.8米),长10余丈(合32米多),奠定近代万里桥的规模。乾隆五十年(1785年)补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培修。1995年,因建设需要,万里桥被拆。现旧址上修建了高架桥,其侧坐落一艘气势磅礴的“万里号”巨轮建筑。为了满足市民对古桥的缅怀之情,1997年底,在浣花溪风景区重新修建了一座万里桥。该桥为石砌五孔,全长70米,宽7米,桥面为青石板,栏板由44块三国故事的浮雕石板组成,桥洞柱头有4个雕刻精美的花岗石龙头。
少城武侯祠诸葛亮初亡,没有专祠纪念。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据《宋书·礼志》载,刘禅景耀六年(263年),下诏在沔阳立庙,专祀诸葛亮,为最早的武侯祠。蜀中武侯祠最早建于西晋末李雄据蜀时。《太平寰宇记》说:“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城内独存孔明庙。”宋人祝穆《方舆胜览》载,庙在宋成都府署(今正府街一带)西南二里,其位置应在今东城根街与商业街东口衔接处。可惜今祠庙早已毁灭,踪迹不可考。
葛陌
在今双流金花乡,为诸葛亮的旧居。诸葛亮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就是指这里。《元和郡县志》载:“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今谓之葛陌。”唐代的双流县治,即今治所,其“东北八里”为现金花、九江两江交界处的葛陌村。
《双流县志》也称:“更有足为双流重者,曰葛陌。葛陌者,蜀丞相诸葛武侯旧迹之仅存于今者也。此外若诸葛井,若八阵图,亦足以系蜀人之思,而较之故居则逊矣。故居者,武侯昔日所赏游息地,世乃多忽之,可慨也已。而葛陌则询之双流城东北,此间妇孺,皆识其处焉。”
葛陌,即指诸葛桑园和田间的小路。村中有井一口,当地人称为诸葛井。相传,诸葛亮的第三子诸葛怀“归志牖下”,在其先父的葛陌自耕自食,过着清净澹泊的生活。西晋泰始五年(269年),王览为晋太傅,受诏访录天下故汉名臣的子孙,要他们服务于晋王朝,赴阙封官受秩。传说,他也曾经到过双流葛陌,在诸葛亮的旧宅拜访过诸葛怀,请他出山做官,被婉言拒绝。葛陌曾建有葛陌庙,当地居民四时祭拜诸葛亮。今葛陌庙已毁,仅存一片稻田。
邛崃火井
位于邛崃市火井镇。西汉时,临邛煮盐工业很发达。汉武帝元狩元年(122年)于天下郡国设置盐官和铁官时,临邛也设置了盐铁官。后来,临邛在开凿盐井的工程中发现了天然气,并利用它煮盐,临邛火井即由此而名著天下。
《水经注》载,临邛“县有火井、盐水。”《蜀王本纪》说:“临邛火井深六十余丈。”《华阳国志》载,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而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清楚地记载了临邛天然气的储藏、输送及利用情况。
诸葛亮治蜀,重视蜀地的手工业,特别关心冶铁、煮盐业的发展。他不但恢复盐铁官营,还任命亲信张裔为司金中郎将,主管冶铁铸器,“典作农战之具”。又设司盐校尉,专管煮盐及征收盐赋等事务,从而扩大蜀汉政权的财政收入。传说,诸葛亮还亲临现场视察,据晋张华《博物志》载:“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南朝人刘敬叔《异苑》也说:“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尖赫弥炽。暨恒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
孔明造兵器旧址
《诸葛亮集》引《读史方舆纪要》云:“铁溪河自邛州流入新津,注于江,相传诸葛武侯曾烹铁于此。”相传在郫县横子山,就有诸葛亮制造兵器的遗迹,此书又说:“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
诸葛亮读书台
招募人才是诸葛亮治国的重要举措之一。《华阳国志》云:“(诸葛)亮乃约官职,修法制,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此台就是所谓的诸葛亮读书台,宋代时遗迹尚存。《太平寰宇记》载:“读书台在(成都)县南一里。诸葛亮相蜀,筑台以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号曰读书台,在章城门路西,今为乘烟观。”
宋人魏了翁《鹤山集·成都府朝真观记》称:“观西偏为诸葛忠武侯祠与读书台。故老相传为武侯故宅。天宝五年,章公琼始更为观,奉命乘烟。乘烟云者,谓侯女于此乎轻举也。观尝废于庆历,复兴于文忠烈公镇蜀之日。重和元年始易乘烟为朝真。”
另据民国《华阳县志》载:“杜光庭《录异记》: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有古井。井内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其井有龙矣。按,观在城南武侯祠左,近井亦即在其处。惟废何时已不可考。”
此外,在崇州道明镇有一处丘陵,上面有一座庙,当地人也称此处为孔明读书台。
临邛望军顶
据《蜀中名胜记》载:“(《本志》又云)西百里,石盘戍,俗呼为望军顶,昔诸葛武侯驻军于此。”
簸箕街丞相祠
街西曾有丞相祠,祀诸葛亮,明代四川巡按吴之创建,清重建,今已毁。
四、关羽遗迹与关帝庙
关羽是忠义的化身,又是财神,在民间倍受推崇。尽管关羽一生从未到过成都,成都却留下不少与关羽有关的遗迹、关帝庙。如在大面铺场内,有康熙年建的关帝庙。在西河场内,有乾隆间建的关帝庙。在沙河堡秀水河上有明嘉靖时建的关帝庙。在淳化街有武庙,始建于明代万历中,清乾隆时总督福康安重建,有碑记,至民国时改为关岳庙。石羊场也有关帝庙,为清康熙时建。义和团时也有,其创建年月失考,又名雷家林。在白家场有关帝庙,建于康熙间,乾隆重修。红墙巷清代时名集贤胡同,又名吉祥胡同,其西头有关帝庙。下同仁路曾建有关帝庙,民国十二年(1923年)改建为森林公园,俗称支机石公园。在三桥南街(在金水河南,南接红照壁街东口)西,曾有关帝庙,康熙时造韦驮像,始易名韦驮堂。在纯化街有武庙,清道光时建,民国时改名为关岳庙。
玉泉街关帝庙
俗称老关庙,即古关帝庙。相传昔为玉泉古刹,以《三国演义》中关羽死后在湖北玉泉山显圣故事而得名。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成都人在原玉泉古刹旧址建了关帝庙,铁铸关羽像,四时祭拜。庙内有古井曰玉泉,这条街即被称作老关庙街。清光绪年间,老关庙街和东段的女儿街合二为一,根据关羽玉泉山显圣的故事,改称玉泉街。清代,庙多为武官聚集宴会之所。民国十八年,国民党军旅长蔡海珊以慈善为名,就庙办学,庙宇被拆,街名依旧,沿用至今。
小关庙街
东接马镇街,西至东通顺街,长210米,因有关平庙而得名。街北也有一座关帝庙,又名圣帝宫,专祀关羽。庙均毁,仅存街名。
关羽衣冠墓
据民国《华阳县志》载:“墓在县南城外里余。与《一统志》所说在万里桥侧者合。按《三国志·关羽传》……潘璋逆断(关)羽走路,获羽及子平,杀之……又引《吴历》曰: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今县南之墓乃衣冠招魂葬耳。宋以前似有祠庙,故赵忭《成都古今集记·序》言荷圣寺有榜题关公墓,后得蜀僧仁显《华阳记》,乃知庙在荷圣,墓在草场是也。清康熙四十六年,巡抚能泰重修祠宇,赎回祀田。吴省钦、杨甲仁并有碑记。”说明该墓在宋代以前就有了,明清时又重建,后来曾从墓中出土过一些明代器物。衣冠墓的位置当在今衣冠庙至神仙树一带,据推测,当时的祠庙、墓地占地较广,其祠庙前还有过一株古树,方有今日“神仙树”的街名。抗日战争时,祠墓早已颓败,曾在此设有戒烟所,专门羁押烟犯。解放前夕,衣冠墓已经荡然无存。
城厢镇武庙
位于青白江区城厢镇东街。原在镇北隅,始建年月不详。清嘉庆中金堂县令谢惟杰迁建于此。自1804年秋至1809年夏修建,历时五年,包括请名家塑像在内,费白银1万余两。现存正殿、两庑、月台、丹墀、前厅。四合院布局,正殿三楹,重檐歇山式顶。198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其他相关遗迹
蜀汉政权在历经半个世纪,给成都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追思他们的高风亮节,前前后后修建了不少相关的墓、祠,留存下许许多多的三国遗迹,为成都这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景观。
张飞衣冠墓
据民国《华阳县志》载:“(张)飞身死,是否迎葬成都,载记都不可考。独《大清一统志》有之,称张飞墓在华阳县万里桥南。而旧《通志》迳云‘先主收尸装首葬此’,不知何所本也。清康熙时,巡抚能泰既修关墓,亦新飞祠墓焉。杨甲仁为之记。”张飞衣冠冢就在浆洗街附近的桓侯巷里,因张飞封号为“桓侯”而得街名。衣冠冢前立有石碑,刻有“汉张夫子衣冠墓”。现石碑仍在,字迹早已模糊不清。
离此不远有张爷庙,庙内供奉张飞塑像。相传张飞是屠夫出身,解放前,张爷庙即成了屠夫祠堂,屠夫们经常来此聚会,祭拜祖师爷张飞。同时也宰杀猪牛等。人们还在张爷庙旁修建放生池,以洗脱杀生罪孽。张爷庙因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上世纪80年代末被拆除。
据清光绪五年版《成都地图》可知,张飞衣冠冢与刘备的惠陵、关羽的衣冠墓正好成三角形状,象征着“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印证了他们的誓言:“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龙泉张飞营、关索寨
位于距龙泉驿镇东5公里余之简阳市武庙乡烂田村与团堡村交界处。这里是成都通往川东的古通道。山泉铺侧龙泉山脊背上有座峰岭,民间传说张飞曾在此安营驻军,故称“张飞营”。民国十六年(1927年)刊《简阳县志·舆地·古迹》云:“古张侯营,在龙泉驿东山上,地势险恶。民国九年,驱滇之役,鏖战于此十许日,滇兵始退。”张飞营沿山脊长梁扎营,连绵3.5里左右,直到石门垭一带,可容纳数千兵马,在当时堪称为形胜之地。又据清嘉庆《四川通志·简州》载:“龙泉山,在州西北七十里长松山之左……其岭有关索寨。”清咸丰《简州志》卷三载:“龙泉山,在州西北七十里,即灵泉山……上有蜀汉关索寨。”这座龙泉山峰岭顶部,方圆不到二十亩,且又高低崎岖,绝无平地。据前人记载,有蟠龙石,在山泉铺后二里许东大路侧,一大石平顶,镌字‘蟠龙石’”。所谓“关索寨”,估计就是一哨所或小军寨而已。
张飞桥
是一座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青石古桥,位于龙泉驿区兴龙镇宝狮村。传说张飞曾经在这一带驻兵、放马。他经常路过这里的小溪。每逢下雨涨水,溪水漫溢,行人无法通过,他即命部下在此修建石桥。数十年后,蜀国大将姜维也在这里驻军,出于对前辈的敬仰,他专门派人维修此桥。桥边曾经立有石碑,记述石桥的渊源。现在,这里一片荒凉,石阶古道长满青苔,人迹罕至。在杂草蔓枝中,碑帽、碑座散落其中,弯如弦弓的青石桥更显岁月沧桑。
金华街
街北曾有桓侯庙、甘露寺,街西口外500米有白马庙,明代参政郭斗建,清初毁,后重建。现庙、寺均已毁。
大邑子龙庙、赵云墓
位于大邑县城东郊银屏山麓。赵云死于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追谥顺平侯,葬大邑。子龙墓冢大如小丘,依山而建,气势磅礴,周围是用砖石砌成的梅花女墙,古柏森森。子龙庙原名汉顺平侯庙,又叫将军庙,占地10420平方米。祠宇建起后,几经兴废,清康熙四年(1665年)重建,后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迭次培修。
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庙内空地上兴建郊外公园,自县东门至祠宇修筑马路,路旁植垂柳,路端树牌坊,坊额题“郊外公园”。园内有护荷池,筑月台,平梅坪,增修小沧州,添造因山阁。祠前有戏台,祠后有子龙墓。“文革”中被毁,仅存殿堂、坟墓、因山阁、小沧州和荷亭。1985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庙内道士说,民国二年(1913年)有军阀某部营长打开赵云墓道的石门入内查看,该庙也有人随其入内,见有铁套棺悬于岩壁上,地室内有兵器架、万年灯缸等。以后,再无人进去过。这里还有一件趣闻。解放前,每年春二、三月,子龙庙要大摆筵席,唱戏一月。这笔巨大开支,全由刘家祠堂支付。刘家为何这样慷慨?他们认为赵云是刘备的大将,长阪坡保阿斗,对刘备有功,而今刘家后代,出了“军长”、“主席”,饮水思源,怎能不对子龙将军酬德报功呢?
另据《蜀中名胜记》载:“《本志》云,‘静惠山,一名东山。山下土城,相传是蜀汉将军赵云筑。盖云尝防羌于此,有云墓及庙存。’”
赵云洗马池
在竹林巷和平街小学内,传说是蜀汉大将赵云的故宅,其操场就是他的洗马池。据民国《华阳县志》载:“在治城中子龙塘街,宅旁有池。相传侯洗马处也。因洗马池,蜀人称池为塘,故又名子龙塘。其后遂以名街。自建骆文忠公祠后,街又改呼骆公祠矣。”骆(秉璋)公祠街就是原来的子龙塘街,解放后更名和平街。
清嘉庆时,祠内曾建有雅致的亭榭,园林胜景享誉一时,成为名人骚客留连的好去处。在《船山集》中有《洗马池上诗》。咸丰时,四川提督周达武以数千金购买此宅。据民国《华阳县志》载,当时,周达武“仍以一龛奉顺平于池上”,文士名人欢聚这里,赏荷泛舟。后顾复初等也曾踏访过这里,并留有词《贺新郎·甲寅仲冬饮周执奄丈园赵顺平池上》一阕,又在《乐余静廉斋文集·芙蓉池馆记》一文中写道:“汉赵顺平侯洗马池,其地适当锦城之中,故周执奄通政建有别业……”清代末年,这里被改成“迎宾馆”,后又成为县女子小学。解放后,街更名为和平街,学校改名和平街小学,洗马池也填成了操场。
双流蒋琬宅传说蜀汉蒋琬曾居住宜城山下。据《寰宇记》载:“宜城山在县东南十里。李膺《益州记》云,宜城在牛饮水南,今按紫草山,冈阜相属,高百余步,连入陵州贵平县界是矣。《周地图》云,清水在县北十里,改名牛饮水。李膺《记》云,水名客舍,昔程郑家于此,每群牛饮,江为之竭,故名。按,蜀汉尚书蒋琬、宋布衣李甲宅俱在宜城,山下茂林清泉,致可喜也。”《四川通志》也有记载:“蒋琬宅在(双流)县东七里,又犀浦县有蒋琬桥。”现遗迹不可考,仅存其说。
新都马超墓位于新都镇马超村一社(新都南门外二里许)。马超死于蜀汉鼎盛时期,其墓规模宏大,由于年代久远,原貌已不存在。明代四川按察使杨瞻、成都知府王九德、新都知县邵年齐等,为了使马超墓不致湮没,于墓前立碑,道旁立华表。
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知县陈在马超墓四周立界石,严禁在界内樵采、耕种等。道光十七年(1873年),知县张奉书又重新丈量墓地,共3.174亩,墓周栽植柏树,砌筑围墙,招佃看守,春秋祭扫。并在道旁重立“汉故征西将军马公讳超字孟起之墓”标志碑,以壮观瞻。
清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提督马维祺到川北巡察军务,绕道新都城南拜谒马超墓。马维祺在墓前重立碑石,新修献殿3间,撰刻马超墓志碑,书写“英风常振”匾额,使马超墓再具规模。马超墓坐北向南,墓后有环状土丘,古柏森森。
马超墓前曾有庙,庙设“祭享殿”,悬挂有马维书“英姿飒爽”匾额,壁间刻有马超传略。马超墓地后改为乡村小学,墓早年被盗,墓室宽约3米,深约10米,内有石门、石案、石棺台等,雕刻精美。“文革”中取走墓中石料,仅存墓后环状土丘及石刻两通。1987年,将两块石碑迁到升庵桂湖,现立于桂湖碑林。1985年,新都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内重要文物遗址。
黄忠祠、墓
在原营门口公社黄忠大队“鸡矢树”村,这里曾有一座大坟包,相传是蜀汉大将黄忠墓。坟前有座宽檐大柱的祠庙,大殿有联曰:“北伐数中原,溯汉中王业所基,唯公绩最;西城留墓道,与昭烈庙堂相望,有此庙高。”
清道光五年(1825年),湖北天门县令刘沅在成都西郊买田产。其佃户在耕地时,发现一块石碑、人骨和剑、玉等器物。石碑上书“黄刚侯讳汉升之墓”。据刘沅判断,尽管史载黄忠葬在定军山下,但依封建礼制,勋戚功臣、封疆大吏出守边陲,一旦病逝,准其回朝安葬,或在原郡建立衣冠祠墓,所以不能排除黄忠先葬定军山,后迁葬鸡矢树的可能。于是,由他出面,找官府乡绅捐银募款,在这里修建了黄忠墓、祠,祠内供奉黄忠长须鎏金塑像。刘沅子刘桂文撰联刻石为记。同治八年(1869年),地方官员又筹资购地作公田,每岁收入作为春秋祭奠费用。
解放后,黄忠祠被改作小学。文革中,黄忠墓被毁。黄忠祠因年久失修,早已破烂不堪,现在正面临被拆毁的厄运。其附近的黄忠桥原是圆形拱桥,现也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仅存黄忠街和黄忠小区。
营门口
传说这里曾是老将黄忠驻军的衙门所在地。
向宠墓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向后主刘禅推荐道:“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向宠在当时是蜀汉的得力人才,很得诸葛亮的器重。传说他死后也葬在成都,其墓在今城北花园内。清末尚见墓碑,现已不存。
费袆墓、费诗墓
民国《华阳县志》载:“《氏族谱》云,蜀中之有诸费旧矣,曰袆、曰诗,墓皆在成都东南。”遗迹不存,其详细地址均不可考。
新繁县的得名
新繁原名繁县,《华阳国志·蜀志》云:“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据《三国志》记载,延熙十年(247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因为这里新增了人口,人丁兴旺,后人称之为新繁。
魏延养兵城
在郫县城关北10公里的古城乡。相传魏延曾在此操练士兵,遗迹已毁。
邓艾庙
在西胜街一带,《蜀中广记》云:“圣寿寺后有邓艾庙,为有识者撤去。明县令雷叔闻于此结诗社,名曰竹林。”邓艾庙建、毁年代均不可考。
文翁石室
文翁石室是西汉前期蜀郡最早的一所公办学堂。创办人文翁,系西汉庐江舒(今安徽舒县)人,汉景帝时担任蜀郡郡守,治蜀政绩斐然,尤以兴建学堂、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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