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 )，康区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嘎拖寺在白玉河坡建成。为在教派的激烈竞争：卜求得生存与发展，蔡巴‘噶德公布活佛七次赴内地，聘回了一批又—批汉区名匠，兴佛堂，塑神像，刻经版，制佛具，这不但为白玉民族工。艺注入新的技术内容，亦拓宽了原材料门路。到了元代，八思巴进京途经嘎拖寺，接受主寺活佛阿俄·益西布巴之红教最殊胜灌顶后，有了师徒之谊。故八思巴在京时，特地留意京中工艺珍品，回藏途中又憩息嘎拖寺，以所置珍品相赠，为存放这些珍品，再次请来了汉区名匠，共修殿堂，合建宝库。明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为给他逝去的妃子徐氏求幂福，“遣使往西土求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物之典”。应邀之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活佛素仰嘎拖寺之名望，在赴京时，特地到该寺，并随带该寺一些著名工匠同往京，“于灵谷寺建普渡大斋道场”，使白玉民族工艺匠师首次有了直接在先进地区参观学习的机会。这种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促使民族工艺本身由较单纯的兵器工艺向生产藏枪和佛事工艺转化，而且，德格土司和昌都地区的藏兵所用藏枪大部分产于河坡，这种转化无论是对当时或以后的民族工艺发展，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河坡之所以成为白玉乃至整个康区的手：正业中心，溯本探源，无疑是与格萨尔的兵器生产基地和康巴第一座佛教寺庙在河坡建：有着重要的关系。

清康熙  年(1700年)，清政府出兵打箭炉(今康定)，中央政权势力直接抵达雅砻江以东地区。雍正五年(1727年)，清军大败和硕特部，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康区，使康巴长期关闭之门得到了松动，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产品交换，云南的铜，川省的茶、棉、绸等源源而至，引导了康区农牧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兴趣。此时，已具有扎实基础的白玉民族工艺，为使其制品更多地进入交换领域，渐把其注意力放在了日益所需的器具上。于是，精美绝伦的佛具，锋利华美的藏刀，结实漂亮的细绒毯子，精雕细刻的饰品，材坚质优的马具与日俱增，并竭力冲破地方性的狭窄市场界限，逐渐成为藏区佛具生产基地。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经清政府的支持，为白玉民族工艺制品的流通打了方便之门。清末改流后，随着垦民的出关，垦民中的泥、瓦、木、石、金。银、铜、铁各种匠人带来了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川滇辽务大臣赵尔丰明确规定：“如本地百姓需要此种匠人，随雇随到，不得假故推诿，亦不得抬高工价，违者重究”。民族间的直接交流，给白玉的民族工艺注入了新的血液；改流之后，农牧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弛，亦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近年来河坡民族手工艺名气更是蜚声中外，产品多次获奖，多家新闻媒体都有专题报道，被定为四川省、甘孜州旅游商品和旅游商品定点生产基地。使其在藏区佛具生产基地的地位更加牢固，而且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国内外。

相传霍岭大战时期，格萨尔与霍尔王展开血战，为杀霍尔王的一个巫师，格萨尔骑战马一直把巫师赶到今白玉赠科乡．巫师无法逃避躲进了石缝，格萨尔没法，于是用自己的生殖器插进石缝将巫师杀死。(今在赠科乡政府对自可以看见生殖器插进石缝的遗迹)。格萨尔深感兵器不足，没有杀死妖魔的好宝剑，杀死巫师后，格萨尔在今踏科乡休息，考虑打造兵器的事，把马放在乡政府对面的草坝里(遗迹今仍在)，决定要在河坡建兵器生产基地。但他一看，赠科四面都被群山包围出不去，于是用手把山分开成为五处山沟，使赠科能够四通八达成为岭国通往霍尔国，(今甘孜、炉霍—带)，勒通(今理塘 )的主要通道之一，构成前方是战场后方是兵器生产基地和物质储备基地的地域战略格局。当战胜霍尔王“霍谷嘎”部落时，格萨尔强令“霍谷嘎”部落搬迁至今河坡乡，令“霍谷嘎”部落的著名铁工曲打带人打造兵器。曲打虽然带人打造了不少兵器，但格萨尔不满意，因为“钢火”不够好，上战场用时不够锋利，杀不死妖魔，于是他求助天上的神仙母亲(白梵大王的妃子)帮助，经过努力，神仙母亲帮他派来“提绒嘎娃班古”（提绒嘎九兄弟）来河坡——热加一带打造兵器，并且带徒传艺，提绒嘎娃九兄弟在“良青节”(现是白玉法定民族节，又称“鱼龙节”)，月亮圆的前十五天在热加阿仁沟炼铁打剑（现有铁渣遗迹），后十五天到洞坡乡白龙沟精打宝剑，（有故事传说）到29号这天，兵器已基本打好，九把剑经选择九兄弟决定用三把宝剑合打成一把，三三为九，共合为三把宝剑，九兄弟拿着精打的三把宝剑到合沙江（今革学村）给宝剑溅火，宝剑刚溅好火便从金沙江中飞出，见人便割下人头，自己用人血溅火，以后革学村便成名。藏语“革学”意为杀头之地。（传说由于宝剑在金沙江过火，金沙江里的鱼头里也有了宝剑）。宝剑经人血溅火后锋利无比，能杀妖、斩魔，格萨尔见后非常满意。但其中—把宝剑当晚便被霍尔王偷走。霍岭大战完全胜利后，在庆功宴上，格萨尔把其中的一把宝剑赠给了自己的兄弟。其中格萨尔兄弟获赠的宝剑现收藏于“嘎拖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