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产自祖国内地，输入藏区的最初时间，据史料记载兴于唐代。从唐代开始，藏族饮茶渐成习俗，并成为饮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藏族的茶文化中，除了饮食习俗的文化内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汉藏贸易文化。
        汉藏“茶马互市”文化在唐代初兴时，被称之为“茶马互市”，即指以汉区的茶叶与藏区的马进行互换的以物易物的经贸往来。其时的互市之所，主要设在西北地区，在互市过程中还未形成一种专门制度。及至宋代神宗时期，采纳王韶建议，榷禁川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置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运茶叶专卖的榷茶制。至使四川的茶马互市在宋代得以兴盛。其互市地点，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今汉源)和雅州(今雅安)。元代，中央政府对汉藏茶马互市管理松驰，前期由政府统购茶叶销往藏羌地区，后政府停止经营，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但在交通方面，元中央王朝却十分重视川藏茶马古道的通畅。为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加强对藏区的治理，开辟从内地到西藏的交通线路，至使川藏茶马古道成为正驿，并设置驿站。凡持有玺书驿卷及藏区土司文牒的僧侣官员，便可在藏区和内地之间乘驿往来。元代，川藏茶马古道共设19处驿站。到了明代，对驿站进行继续维护和扩建。及至清代，区内驿站增扩至87处。泸定、康定成为川藏交通之咽喉。及至明代，初行“金牌信符”制度，后改“引岸”制度。除此而外，明中央王朝还对藏族僧俗首领施行了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又被称为“贡马赐茶”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出于明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其时汉藏茶马贸易的一个必要补充。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及至乾隆时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化的“边茶贸易”制度。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度代替“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交易商品，此外，其他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大幅增加，而藏区输出的交换商品已不再仅限于马，主要是当地生产的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产品。边茶贸易制度一直实行到建国初期。
        自宋朝以来，甘孜州就是从四川至康区、西藏的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要冲地带。明初，从川西到康藏的川康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至名山、雅安、荥经、汉源、泸定、康定(藏语名打折多)，然后出关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西藏。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进入康定的茶称“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今天全)成为川西茶马互市的最大市场，史书中有“秦巴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又开通了一条从碉门经泸定岚安、烹坝的茶马贸易通道，于岩州设市，置岩州卫，保护市易。川西茶马互市的市场从黎州西移至岩州(今泸定县岚安乡)。该道在历史上俗称为“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人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汉藏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心，历代中央王朝治藏的重镇。
        汉、藏之间以茶叶为中心的贸易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