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藏地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也良性刺激了川、滇相关地区的茶叶生产，从种植到加工到运输和销售，茶农、茶工、茶商，连同背夫骡帮、某些中介机构，所有以此谋生和盈利者，无不世代仰赖于嗜茶的藏民族这个“衣食父母”。需求是双向的，施惠与受益成正比。藏学家任新建先生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康定）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万斤、羊毛550万斤，毪子6万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

　　茶马古道作为一个载体，承载着兼有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丰富内涵。它是一条商贸之路，经济命脉，无论是以茶易马、以物易物，内地与藏区由此相交通；它是一条文化传播交流之路，古道上从汉地运送的不仅是茶叶布匹日用品，还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藏地运出的也不仅是药材畜产等土特产品，也输出了和睦相处的向心愿望。千数年的经营，古道上还催生出一批商贸城镇，例如现今作为地区首府的康定、迪庆和昌都，均为茶马古道应运而生的产物；成长起一个新兴的经商阶层，例如一代巨商邦达仓。城镇和商贾阶层的成长，对于推动西藏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川滇藏三省区茶马古道上汇聚了20个民族，20个民族同为经营这条伟大的道路而努力付出，各民族既保存了各自的文化面貌，相映生辉；既通商又通婚，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道上传颂着多少有关民族团结的千载佳话。

　　茶马古道川藏线上多有藏汉回等民族在经营，而滇藏线上则荟萃着更多的民族，其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价值凸现。所以“茶马古道”命名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首先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由云南的学者们提出。为此这群青年学者还在1990年的夏秋季，沿横断山脉古道旧路考察，徒步一百天走过了滇川藏三江流域，并合著一部《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此为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肇始。

　　2002年6月1日至15日，两支共60余人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队分别沿滇藏线和川藏线向着同一目的地进发。较之12年前，规模更大，学科更多：既有人文学科的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工作者，也有自然科学和从事应用研究的地质学家、生态学家和旅游专家，还有作家和摄影家。其中包括近一半的成员为电视报刊等传媒的记者编辑。人员的组成决定了此行内涵的丰富性：考察的多侧面，宣传的全方位。换言之，茶马古道已在学术研究的背景下，正被赋予旅游开发的崭新含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听从了一个召唤，来自北京和香港等地的媒体报刊纷纷加盟推助的行列。

　　这一召唤的声音发自横断山脉。西藏昌都地区于2001年率先打出茶马古道旅游品牌，并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帮助制定了开发规划；同年夏季提出了跨省区联合召开“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的动议，意在共享资源，联手打造。同在茶马古道上的四川甘孜、云南迪庆热情回应。回应之热情让考察队员们沿途一路亲身地感受到了，其程度我只能用“无以复加”来形容。事后考察队总领队格勒博士总结说：此次考察的规模之大，学科之多，路线之长，成果之丰，接待规格之高，是我几十年学术生涯中前所未遇的。一路感受着热情洋溢，

受宠若惊之余，又自觉压力很大。何以为报？当川藏、滇藏两支考察队伍会师昌都后，学者专家们通过了至少四个决定：一是出版一部《茶马古道论文集》，二是筹备成立“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会”，三是起草一份咨询报告《昌都倡仪》，四是联络有关影视机构拍摄30集川、滇、藏茶马古道纪录片。当然，那不仅是后话，也是后续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