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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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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人谯定是程颐川籍门人中最杰出的易学家，两次从游程颐，“获闻精义，造诣愈至”，并著有《易传》，今已失传。据《朱子语类》卷67朱熹与门人的四段问答，知谯定对《周易 ·系辞》“见乃谓之象”之旨十分重视，以为这是学《易》的头等大事，必须从中思悟“象之在道，犹《易》之有太极”的道理，并声称：“通此一句，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尽管朱熹斥其为“有病”、“非学《易》功夫”，主张“先教他将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杂卦，且熟读，晓得源流，方可及此”，但这并不能排除谯定是在祖述程颐之学。如紧守程颐门墙的尹火享也有类似主张，《朱子语类》卷11载：沈元用问尹火享《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火享回答说：“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朱熹业师李侗针对尹火〖KG- 3〗享答语，说：“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谯定与尹火享主张的相似性，也说明他们可能都是在发挥程颐易学。
谯定易学在当时很有影响。《宋史·谯定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也。”又据《宋元学案》卷44，绵竹学者张浚亦从谯定学《易》。由于谯定不只是师承于程颐，还从蜀人郭曩氏受象数易学，所以其后学亦有义理派和象数派之分(相对而言)，胡宪、刘勉之、张浚属义理派，冯时行、张行成为象数派。象数派已偏离程颐易学宗旨，胡宪、刘勉之又非四川人，所以这里俱不论述，只介绍张浚。张浚是四川绵竹人，南宋抗金名将，潜心易学，著有《紫岩易传》传世。此书主要是阐述易学义理，“凡说阴阳动静，皆适于义理之正”；但又有少量象数思想，如最末一卷论述河图，就专主刘牧(北宋中期象数学大师)。张浚之学又下传子张木式〖 HT5”，5SS〗，张木式较其父亲更为纯正，对程颐义理易学也更为遵从，所著《南轩易说》对程颐《易传》具有辅助价值。《伊川易传》所解止于卦，不及《系辞》部分，《南轩易说》于《系辞》的注解则十分完善，且旨意深远、见解不凡，故后世学者常将二书比配研读，有人甚至合刊为一书，以便观览。程颐易学通过门人谯定而在四川有了较大传播，其后学张木式还成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家。但总的来看，程颐易学在宋代较长时期内还未能在四川形成强有力的辐射能力，势力远不如邵雍易学，这既与四川易学传统有关，也与四川长期盛行苏氏蜀学有关。四川易学向来重视象数研究，汉代的扬雄、北周的卫元嵩、唐代的李鼎祚、五代宋初的陈抟等易学名家莫不以治象数见长。南宋史家李焘所谓“蜀人盖多《玄》(指扬雄《太玄》)学”、朱熹所谓“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指扬雄老师严遵)源流” ，分见李焘《跋太玄经疏》(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8)和《朱子语类》卷107 。均是说明蜀人治《易》有象数风气，这对专讲义理的程颐易学传播显然不利。而且，与程颐洛学长期对峙的苏氏蜀学在易学研究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东坡易传》就是苏氏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与程颐《易传》一样专讲义理，也代表了较高的哲学水平。参见孔繁《苏轼〈毗陵易传〉的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第9辑。蜀人治学长期宗尚苏氏，这自然也对程颐易学的流传有碍。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日益普及，苏学的影响又逐渐退步，程颐一派的易学对四川的影响就扩大起来，这就是朱熹易学在四川的广泛传播，不过这已是与程颐易学有着区别的新的内容了。
四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四书学”更为重视，所著《四书集注》家喻户晓，是后世科举士子的必读之书。他在易学方面也造诣不浅，在南宋义理和象数易学不断融合的影响下，朱熹一方面以程颐义理为宗，一方面又努力吸取邵雍象数学思想，致力于程邵归一、数理结合，并写出影响深远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朱熹易学成就是建立在对前人和各地易学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的，其中就包含了四川易学。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易学思想的认识上。朱熹对苏学很不满意，认为是杂有佛老思想的邪学，故作《杂学辨》，首攻《苏氏易解》(即《东坡易传》)。还在与门人的问答中，极力贬斥苏氏易学，说苏轼解《易》“大体最不好”，苏洵说《易》“全不近人情” 。但朱熹对苏氏易学并未一概舍弃，有赞扬，有吸取，如他认为苏轼解《易》在文句表达上有长处，因为苏轼“会做文，识句法”，所以“解文释义，必有长处”(《朱子语类》卷6 7)。他还称赞了苏氏对《周易·涣卦》的解释，认为这一卦说得“最好”，最符合原义，非《伊川易传》所能及，所以他作《周易本义》时，就择取了苏氏此解。《朱子语类》卷73；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 本新闻共 6页,当前在第 4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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