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到甘孜
　　 1935年，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坚持南下主张，在四方面军中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挟持中央派去的朱德、刘伯承同志，将已编入右路军北上的4军、30军调了回来。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以突然袭击的办法，不顾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反对，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随即率军南下，实施所谓的“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指引下，往返于雪山草地，连续两个月行军打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损兵折将，部队从八万人减至四万人。南下失败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在这严峻时刻，四方面军总部于1936年2月11日发布了《康道炉战役计划》，为实施这一计划，红军于2月翻越位于丹巴与道孚之间，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党岭山，3月1日占领道孚，7日攻克炉霍。按四方面军总部实施计划，李先念同志于28日带领30军88师离开炉霍向甘孜进发，31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锣锅梁子进入甘孜县境，265团驻庭卡乡郎打村，263团驻拉西村，268团驻拖坝乡普玉隆村，着手攻城准备；傍晚，兵分三路向甘孜进发，次日凌晨，红军进入甘孜县城。
　　（二）团结教育群众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深了群众对红军的疑惧，许多人在红军到来以前逃离甘孜，有钱的跑外省、外县去了，无钱的就地躲藏。红军到甘孜后见到的老百姓也很少，为了赢得群众，红军纪律严明、敬老爱幼，尊重藏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帮助群众劈柴挑水、打扫卫生，群众的眼光不断转变，红军遵纪爱民，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博得广大藏族人民的信赖，使反动派谣言不攻自破，外逃的贫苦群众，纷纷返回家园。就连国民党的报刊也承认：“匪窜康陷道、炉、甘、瞻、大胆提倡借土合作，四处派人宣传不杀不改变康人习惯、风俗，极力保护喇嘛寺，商人照常做生意，一律保护。”
　　红军在甘孜很重视宣传工作，采取召开群众大会、首长讲话、举办学习班、设置粥场、写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红军主张，组织群众学习革命道理……
　　（三）甘孜会师和北上抗日
　　 1936年3月，四方面军以红军总部名义通知二、六军团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即着手会师准备，总部文工团前进剧社赶排了“迎亲人”等歌曲舞蹈，还编了不少欢迎二、六军团的歌曲。
　　二、六军团收到北上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知后，在云南经过艰苦转战，丢脱敌人，巧渡金沙江，4月30日到达云南中甸稍事休整即兵分两路，六军团由肖克、王震率领，5月9日由中甸出发，沿途边战边筹集粮草，5月30日到达理塘甲洼，6月9日至理塘，17日到新龙，6月22日，到达甘孜普玉隆，在孜苏寺门前坝子举行了长征史上有名的甘孜会师。这次会师为红军北上抗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6月5日从中甸出发，经得荣到巴塘，19日抵白玉县城，在白玉稍事休息，再沿波夺多寺，经赠科翻山入打火沟，6月30日到达甘孜绒坝岔。
　　 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完成了同四方面军会师任务，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奉中央电令，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7月2日，二方面军在甘孜的首长在孔萨大楼召开会议，会议由朱德总司令主持，主要内容：一是朱德正式宣布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编为二方面军，决定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早日实现同中央会合。二是与会同志对张国焘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任弼时、朱德、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发了言，强调两军会合后要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谦让，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三是会议对部队北上的战斗序列和行进路线作了具体研究部署。
　　7月3日，四方面军政治部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保证计划》，展开了北上前夕的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工作。
　　7月4日，红军总部离开甘孜，向东谷方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