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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和藏学者都认识到朝圣在藏族宗教信徒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到过西藏旅游的人也无不被大昭寺门前成群结队的朝圣者的宗教虔诚所震慑。但就是这一特殊而又重要的宗教习俗或仪式，我们能见到的大多是对其外在表象的记录和描述，还缺乏对朝圣者内在灵魂的深度考察与分析。本文就藏传佛教朝圣现象的研究提出一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请予示教。
一、朝圣研究的必要性
藏学是国家的二级学科，在中国，专业的藏学研究机构达20多个，从事藏学研究的专业人员3000余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语言学等众多学科。其中对藏族宗教的研究又是藏学研究一大热点。但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藏族宗教的研究都集中在文献典籍、藏传佛教历史、藏传佛教各派比较等的研究上。
乔银锁认为藏族的传统文化系统中包含了6个基本要素:“以本教为中心的原始宗教文化、佛教文化、世俗文化、上层贵族文化、下层大众文化、外来文化”。宗教文化是藏民族文化的核心，而这一宗教文化表现为两种形态——以文献典籍传承的显型文化和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影响人们行为和思想的隐型文化。由于前一种文化的可视性使研究者众多，而对后一种文化的深度挖掘就十分有限。笔者认为显型文化是一种静态文化，而隐型文化是一种动态的生态文化，后者在根本上是不被全体成员的绝大多数所系统而切实地认识的，但却被承载着与表现着。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认为，“只有在文化的最为精深微妙的自我意识中，人类学家才在文化的承载者那里关注隐型文化。”如果我们接受宗教是藏族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不管是原始宗教还是藏传佛教文化，其中的显型文化大多是由有文化的僧人、藏族学者所掌握。因为，“藏传佛教的寺院不是单纯的供佛颂经的专一场所，它类似于西方的综合性大学。在修习佛教的显宗、密宗知识以外，还要学习其他的社会学科的知识”。我们在此也可以说，藏族宗教文化的显型形态基本上是由这一部分人在传承，他们基本上构成了乔银锁所说的“上层贵族文化”的主体。藏族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尽管他们不会深究宗教表现的隐含意义，但他们才是藏族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体群，当然也就构成了藏族宗教文化的“下层大众文化”的主体。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而言，这一主体群对宗教的信仰主要表现在对佛教三宝的信仰上。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广大信徒的形成了两大需求:一是顺利摆脱人生困境;二是积功德以修成“佛果”达到尽善尽美。最简便易行人人能做到的方法就是朝圣(又名转经)。“转经’，(朝圣)是普遍盛行于藏区的一种大众信仰和藏传佛教中普及面最广的一种特别的宗教仪式。它构成了藏族宗教文化极为重要的部分。然而对于这一重要的藏民族文化现象国内外的藏学者和爱好者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显型文化形态进行了一些粗浅现象描述，还没有意识到系统研究它背后的隐型文化含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如果不对藏民族宗教信徒大众的朝圣行为背后隐藏的心理含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藏民族的宗教信仰。本文的目的就是从“个人宗教”的角度来探讨藏民族宗教信仰中的朝圣行为。
二、何谓朝圣
信徒心中的圣地是如何形成的呢?英国学者泰勒在其顺始文化卜书中说，万物有灵崇拜是一切宗教的源泉—把灵魂观念用于万物产生万物有灵论;用于非生命的自然物产生自然神和自然崇拜;用于死去的祖先产生祖先崇拜;然后发展到多神教和一神教。现在的大多数宗教学者都接受了泰勒这一宗教起源观。不管那一个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人，作为个体来讲都会面临两个认识对象—自己和自己之外的环境。当作为个体的“我”还年幼无力去主动接触和认识环境时，他们就得体验睡眠、梦、疾病、神秘等一系列生理与心理现象，并随年龄增长而增强直到死亡。在缺乏科学理性认识支撑的条件下原始人无意识地萌发了灵魂观念。但原始人也不仅仅作为一个自然人而存在，必然要与他人发生联系，但他们又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来的，于是导致了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但最初的人在自然现象面前的无能必然诱导出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恐惧、敬畏和崇拜。随之在人的灵魂观念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并与神秘的自然现象结合之后，就出现了人类独特的多神崇拜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诞生了系统宗教。于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从具体的山、湖、动物、植物等上抽象到了人格化了的诸如上帝、真主、佛主等身上。从以上的认识来看“圣地”的本质就是灵魂所在的地方—就是祖先的灵魂、诸神的灵魂、上帝的灵魂、真主灵魂、佛主的灵魂所在的地方，同时也是能控制人的灵魂的地方。
综上所诉，笔者认为，所谓朝圣，其本质应该是宗教信徒为满足自己强烈的愿望用相对固定的程序化行为模式向神圣的灵魂表达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是朝圣者自己的灵魂与神圣敬畏的灵魂之间的私密沟通与交流，而朝圣者表现的行为模式只是灵魂交流沟通的工具。因此，世界上不同宗教的朝圣者可以使用不同的交流沟通工具，而同一宗教信仰下的信徒在朝圣过程中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行为模式。
藏民族朝圣地形成也与藏民族宗教的发展过程密切联系。藏族宗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本教，7世纪左右从唐朝、印度和尼泊尔传入吐蕃的佛教(前弘期)，10世纪以后再度兴起于西藏，在兴起的过程中，因师承、典籍及教义等不同使得佛教教派林立，教派在发展和相互斗争中均形成了极大的规模和影响，并最终汇合而成为独具特色的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后弘期)。由于藏传佛教是在佛教与本教的相互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藏传佛教还保留了许多原始宗教和本教的色彩，因此，在藏民族宗教信徒的朝圣过程中就表现出了有别于世界其它宗教的独特特征。
三、藏传佛教信徒的朝圣—转经
西藏最早的宗教是在原始自然崇拜基础上形成的本教。藏族先民和其它的民族一样都信仰万物有灵，对周围发生的而又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则认为是神灵产生出来的超人“神奇力量”。由于藏族先民世代生息于雪域青藏高原，高山峡谷比比皆是，因此，在藏族先民的心灵中，神灵就居住于高山湖泊中，所以高山湖泊就成为了他们的崇拜对象。随着藏民族的发展，其自然崇拜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然群体时期”、“氏族部落时期”和“部落联盟时期”。也就是说，藏民族对神灵的崇拜经历了单体神灵崇拜，到地域主体神崇拜，到集团联盟的总体神崇拜。西藏最古老的宗教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教。在吐蕃时期，松赞干布先后从尊崇佛教的泥泊尔和唐王朝迎娶了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并建立了大昭寺与小昭寺，从此，佛教开始在王室和贵族成员中传播。取得统治地位的藏传佛教文化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本教文化。例如神山冈仁波齐被本教徒视为神山和万山之王，同时又被藏传佛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因此本教徒和藏传佛教徒都会以能到此完成朝圣为一生的荣耀圆满。如果说藏族原始信仰和本教都认为人的心灵的安全与平和要依赖居于神山与圣湖之神的话，那么藏传佛教则认为人的灵魂的主宰者是“佛、菩萨和护法神”。藏传佛教中的佛主要有三世佛——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他们主管人的前生、今生和来生。除三世佛外还有三方佛——药师佛、释迦佛和主管西方极乐世界的首尊阿弥陀佛。在藏传佛教中有众多的菩萨，最有名的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等。同时藏传佛教还宣称人世间的一些帝王、贵族和活佛不少也是一些菩萨的化身。在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后弘期，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发展，在藏区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寺庙，供奉着佛、菩萨和护法神，因此藏传佛教信徒除了到神山圣湖朝拜外，寺庙的朝拜又必不可少。之所以拉萨成为了藏传佛教信徒朝圣的梦想之地，是因为大昭寺供奉着释迦牟尼12岁等身象，同时也是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中心之缘故。从藏族宗教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宗教信徒的朝圣对象主要是由神山、圣湖、寺庙与佛塔所构成。
藏传佛教信徒的朝圣是指信徒带着各自的愿望围绕心中的圣地——神山、圣湖、寺院佛塔、嘛呢堆，按照相对固定的宗教仪规形式，沿顺时针方向绕行，(本教是沿反时针方向绕行)以实现自我与神、佛灵魂沟通的目的的过程。
这与藏民族特定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由于广大藏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除了进寺庙当喇嘛外，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他们没有能力修习繁琐冗长的佛教中的显密教法，也无法阅读大量的佛教经典。所以，通过念诵六字真言、供灯布施、朝圣转经以求解脱成佛就成为最为简便可行的办法。特别是六字真言它已经成为藏族宗教信徒生命的一部分。在《西藏王统记》中提到释迦牟尼为教化西藏四方，由心中放一白光没入无量光佛心间，又由无量光佛心间放出光明射入莲花海中，海中生一千叶巨莲，莲中出现佛之化身观音菩萨，无量光佛为其摸顶授与六字真言，引导其往西藏教化苍生。六字真言乃“诸佛思想之集聚，八万四千经论的精英，五部佛主与秘密主的心要，善业与功德的本源，利乐成就的根本，善趣与解脱的大道”。六字真言如此功效而又简便易行使之风靡藏区。信徒们不仅天天念诵，而且刻于石头堆成嘛呢堆;印成经幡挂于山头;制成经轮(筒)以手(风、水)代口完成崇佛心愿。
四、藏传佛教朝圣应重点研究的内容
关于藏传佛教朝圣我们应该研究什么?笔者以为朝圣从表现形态来看属于一种行为过程，而任何一种行为过程都包括以下几个要件:一是行为的主体——朝圣者;二是行为对象——圣地或圣物;三是行为动机即朝圣的激励机制，即影响朝圣行为发生的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因素;四是行为方式即朝圣路线，也就是常说的朝圣路上。五是行为反馈即朝圣的强化机制。下面主要就朝圣者谈谈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个人想法。
朝圣者不仅是朝圣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是藏传佛教信仰的主体，他是关系到藏传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此朝圣者研究应该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研究的过程中，可对朝圣者按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类比较，根据藏民族生存条件可把朝圣者按如下标准分类:地域(城市、农区、牧区);性别(男和女);年龄(儿童、青少年、成人、老人);受教育程度(文盲、小学、中学、大学);职业(农民、牧民、国家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喇嘛);经济条件(高、中、低)。这样从地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条件层层递进划分就构成了朝圣者人口的整体图景。在这一图景架构内研究者可以对朝圣者任一感兴趣的要素进行深入地研究。就朝圣者而言，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是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的:一是朝圣者的朝圣意识。因为绝大多数朝圣者的朝圣要具备充分的心理、生理和物质条件的准备。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知道朝圣意识是如何萌芽、发展和最终形成的。当然，历史人类学家可能关注朝圣的历史源革，但我们在此只关注个体或群体朝圣意识的发展过程和影响因素;二是朝圣的启动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朝圣意识只是一种行为倾向，而不是行为本身。那么朝圣行为肯定存在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特定启动因素，如生活事件、社会事件、宗教事件等。究竟是什么需要研究者做系统深入的研究;三是朝圣者的人格结构。人的的心理是人生活其中的文化的反映。藏传佛教朝圣者深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藏传佛教朝圣者的认知风格、人生观、价值观、需要与动机结构、自我意识等必然与生活于其它文化环境的人存在差异，而且不同类型的朝圣者在此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是什么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四是朝圣之路。这里不是去揭示朝圣路上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而是要探究朝圣路上朝圣者的灵魂。因为朝圣要经历艰苦的生理和心理考验，如要面对疾病与死亡、恶劣的自然条件等。研究者可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揭示朝圣者此时的认知状态、情绪情感状态和应付方式等;五是圣地朝圣。揭示朝圣者到达朝圣地的心理、生理、行为表现;六是朝圣效应。朝圣效应主要应该分析朝圣者完成朝圣之后的心理、生理、行为表现和变化，同时由于朝圣在藏区是一种普遍的宗教现象和社会现象，因此还应该研究朝圣的社会效应。
其它四个要件的研究应该与朝圣者结合起来。如朝圣地研究我们可以通过问卷法、量表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收集材料，勾画出不同类型朝圣者心中朝圣地的地理地图和心理地图，并从心理功能上进行细化比较分析，从而最终分析出不同类型的藏区宗教朝圣者在心灵深处的“圣地”的层次结构图。又如不同类型的朝圣者是如何选择朝圣路线的?影响他们选择的因素是什么?他们在朝圣路上的知、情、意又是如何变化的?在朝圣反馈机制的研究上应从朝圣者自己和朝圣者的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展开。前者研究朝圣行为之后对朝圣者的影响，后者主要研究朝圣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如杨明关于朝圣对经济的影响，当然二者必然是一种互动关系。等等问题之谜都需要我们去深度揭示与分析。
藏传佛教朝圣是藏族文化中一个非常独特又独立的现象，要想对它着深入全面的了解还需要大量有志者做长期艰苦的工作。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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