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国建立以后，吐蕃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建立全国通达的交通体系“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成为当时元帝国加强集权统治的重要举措。为此，元在以前开辟的各条干线大路上设立驿站。从内地至吐蕃地区，有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3条驿道，它们分别是通往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的干线道路，共有40余个驿站，而大部分驿站都集中在唐蕃古道上。当时每个驿站有二三百站户，马牛数百，站间距离近者不下三五百里。

　　元朝对吐蕃驿站管理极严，不允许驿站范围内的站户自由迁移，如发生逃亡事件，处罚极重。驿站受到破坏、交通中断，则派军队加以恢复。而驿站也必须按规定保障食宿与马匹，凡借用驿站物资装备假公济私者，亦严加处理。

　　元朝实行的驿站制度使唐蕃古道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它从原来唐蕃两国的贸易和交往通道变为中国统一规范化管理的国内往来大道。驿站的设置，也为往来于西藏古道上的使臣与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此外，元朝中央政府在吐蕃派有驻军，古道沿途还设有兵站。

　　唐蕃古道因其远离茶叶产地致使商贾逐渐稀落。但因沿途地势平缓，清朝用兵西藏时多行此路

　　明王朝（公元1368-1644年）实施“以茶制边”。明洪武时，中央朝廷在青海、四川境内设茶马司，向甘、青一带藏族部落首领封赐加官、颁发金牌信符，令其纳马易茶，充作所交国家赋税。纳马的数量、易马时间与茶马比价，皆按明中央规定执行。明朝以及唐宋元时期茶马互市之茶全赖川茶，而川茶入藏分西、南两路。西路边茶以灌县、什那、彭县等地所产茶为主，经松潘远销到甘南与阿坝藏区;南路边茶以雅安、天全、荣经、名山、耶州所产为主，经打箭炉（康定）和现川藏公路一线，销往康区、西藏和青海。

　　滇茶在元代以前尚处于初生阶段，未远销至中原和蒙藏地区。明代，丽江术土司势力远及川境的巴塘、理塘、木里、盐井，而此时纳西族地区已有饮茶习惯。明代小规模的滇藏茶交易，是沿着吐蕃王朝征服南昭国时开辟的滇藏古道（即丽江—中甸—德钦—盐井—芒康—昌都）作为输送通道。

　　清代一改过去“以茶治边”、“禁私茶出境”的政策，使茶叶贸易大兴，茶税大增。当时川藏贸易集散地已逐步从黎川、岩川西移到打箭炉。而对滇地的不断经营，使其物产日益丰富，茶叶亦成为重要商品。顺治初年，应五世达赖之请，在北胜州（云南永胜）设茶马互市。到清中叶，滇藏贸易集散地北移至丽江、中甸。而早先经青海的唐蕃古道因其远离茶叶产地，商贾逐渐稀落。但因沿途地势平缓，水草丰茂，清朝用兵西藏时多行此路，如清康熙年间平息准噶尔叛乱与反击廓尔喀入侵，清兵铁骑即主要由此路进藏。 “打箭炉”从清康熙年间起已发展为川藏商业贸易及清廷税收的中心。由打箭炉出关可分南北两路。南路从马市街出南门，越“西出炉关无尽头”的折多山，过雅砻江，循理化、巴安、宁静、察雅、昌都到拉萨，为前清入藏之宫道，沿途有的个驿站。但清朝封任的驻藏大臣大都走北道。北路为商旅大道，由诸葛街出北门，越折多山后，分道至道孚，经炉霍、甘孜、德格而达昌都、拉萨。关内大道即为雅安省城大道，经深坑、柳杨等11驿站达泸定，再经3条大道至雅安，再至成都，清末计有17站，沿途均有商肆旅店。

　　雍正五年，为平定阿布巴之乱，3000滇军进藏，从剑川至察木多（昌都），沿途设立台尊。随着进军的行程，滇商陆续进入西藏贸易。滇茶销藏在清代主要由思茅等地经丽江、中甸、阿墩子、昌都至拉萨。清代末期，由于滇茶质量渐次提高，距藏运程较近，销售量在一些藏区已超过川茶。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1942年日军占据缅甸及滇西南，中国西南重要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的主要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马帮运输中，几乎每周都有长途马帮到达丽江。今天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丽江，它的兴起正与滇藏古道有密切关系。确切地说，丽江实际上是一座独具特色的滇藏交易马帮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