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食文化的变迁看我们藏民族
我们应该正视这么一个事实，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藏民族对饮食的态度依旧执着于旧有的传统观念之中。
现在的牧民，也不仅仅吃酥油、糌粑，这是牧民在做肉包子。车刚摄
的确，我们藏民族有酷爱食肉的特点,但多少年来”食肉“却仅限于牛肉等大型家畜,对许多野生动物都不会乱加食用，特别是像鱼、蛙等水陆爬行小动物,更没有设置在可食范围之内。而雪域之外的人们，却早已将那些被我们视为神圣不可食的“禁物”做成了美味佳馔。我们很少思考过人家的食谱是否有其合理之处，相反，信口雌黄把人家鄙视得一塌糊涂,这说明我们过于偏执，以自己的饮食观念，吓唬、鄙视他人的饮食习惯。
一般而言，饮食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整体而论,我们藏民族的饮食习惯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文化性。内地的北方不像南方四季如春,无论是植物资源,还是动物资源,总是有限的,北方大多数地区生长不了水稻,也就没有吃大米的习惯。可是在我们西藏,许多地区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却没有作为饮食的一部份而加以利用。根本原因是由我们自身形成的饮食文化的局限性造成的。可以说我们藏民族传统的饮食文化是宗教文化的侍女，没有独立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饮食文化。不像汉民族尽管有着几千年的儒、道文化,但没有限制饮食文化的发展。相反，为其独立发展提供了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其终于成为享誉全球的美食文化。我们西藏却不同，在宗教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扼杀了饮食文化的发展,我们为什么不能吃鱼、蛙或狗、马等动物肉?因为宗教文化告诉我们：罪孽啊!鱼、蛇等小生灵,只有人类之外的“魔鬼”才食。老一代人对荤菜十分禁忌,认为荤菜与禁忌杀生的佛教理念联系密切。特别是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定会禁忌荤菜,甚至连鸡蛋也列入了禁食范围,因为把鸡蛋也视作有生命的小动物。而且特别是厌恶水生动物，如蟹、虾一类海昧,不仅没有人问津,更引不起任何食欲。
归国定居藏胞家传统的午餐。
《西藏王臣记》和《王统世系明鉴》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祖父种宁岱乌赞普的一位妃子,背着丈夫暗地里偷吃蛙肉,被赞普窥见,赞普心生厌恶,因而满身生癫〈麻风〉；在《米拉日巴传》中也说,噶举派(白教)大师玛尔巴的口传弟子米拉日巴，在聂拉木一带的深山老林中修练期间,为避免杀生,从未食过肉类或粮食类,仅以野菜为食,结果满身长出绿色毛绒。就这样,本来饮食种类就比较单一的西藏,连取食肉类也误入宗教戎律的迷林中,自然就更谈不上饮食文化的发展了。对此,有人认为,藏区地广人稀,饲养的牛羊足够人们食用,人们用不着去探索其它动植物食用的可能。但我们细究会发现,其根本原因是宗教文化的制约,有些野生动物明知是可食的,却不会杀,更不会食,认为这样会陷入恶趣轮回,经受“地狱”的痛苦的折磨。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雪域大地,我们藏民族的饮食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饮食种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牛肉,青裸面之类,而是延伸到蟹、虾等山珍海味。特别是越有知识的年青一代,越能认同这一点,即:只要无毒的,并且别人普遍食用的动植物均可食。这不是简单的对动植物的认识上的改变,而是一种文化变迁与进步的表现。虽然那些固守传统的老一代,依然严格遵守着传统的饮食习惯所限定的食谱,但其实他们也明白,那些所谓“禁忌”的食物并没有毒,只是其观念依旧停留在宗教设置的框架之中罢了。在不断进步的现代潮流中,当代年青的藏族一代,已逐渐冲破宗教的精神囚笼,直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自愿接受着合理、理性的现代文明。在年青一代的字典里,已寻觅不到对食谱的“禁忌”两字,甚至大声宣告: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享用的,我们藏民族为什么不可以享用?!这是因为年青的一代,懂得了我们藏民族在和世界各民族交往的同时,我们的饮食文化也应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
拉萨市蔡贡塘乡的农民在婚宴上也吃上了丰富多样的自助餐。土登摄
当代的藏族年青人,对传统文化再也不盲目地迷恋,对外来文化更保持着宽容、借鉴、吸收的姿态,不再把饮食习惯与民族特征连在一起,使藏民族的饮食文化不仅逐步从宗教的囚笼中解放出来,呈现出多元性的发展趋势。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是文化、心态、观念的变迁,这是进步与文明的表现。西藏传统的宗教精神造就的饮食习惯对我们藏民族的心理影响很大,无形中抑制了向更广泛的自然界或动物界索取饮食来源,扼杀了丰富、发展饮食文化的民族意识。伴随改革开放,我们藏民族在新一代青年人的带动下,正逐步瓦解“宗教一言堂”的局面。凭借外来现代文明的优势,充分解决传统饮食文化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并将其埋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原来我们藏民族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由“佛”与“神”说了算,如今,这种权威性正在打破,我们民族把“吃”的权力,逐步从“神”与“佛”的手中争夺过来,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权力,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吃”什么的问题,而是解放我们藏民族的民族心理,解放了我们人的个性。这种“心理解放”不仅对发展我们的饮食文化具有现实的意义,更会对发展西藏社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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